中国监狱减刑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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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8月5日讯】中国现有在押犯人至少有164万,每年有近50万罪犯获得减刑,但在假立功,真减刑,假就医,真假释时有发生的暗箱操作下,人们对每年这么多减刑假释生出质疑,日前陆媒刊文揭秘了中国监狱减刑的潜规则内幕。

8月4日,大陆媒体报导说,7月11日上午9点半,女富商吴英减刑案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开庭审理,吴英的父亲、妹妹列席旁听。最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吴英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减刑至无期徒刑。

曾为吴英担任辩护律师的杨照东表示,这次开庭“比较少见”。他说,在中国,绝大多数减刑、假释案件采用书面审理,开庭的,可谓凤毛麟角,而这次广受关注的公开审理,或许缘于中央政法系统严控刑罚变更执行的阶段性重点。

吴英因在民间集资而先后于2009年和2011年被浙江法院判处死刑后,引发中国法律界的高度关注,网路上“刀下留人”的呼声四起。2012年浙江高院作出死缓判决,今年吴英死缓期满,浙江省女子监狱提出吴英死缓刑减为无期徒刑。

有权人、有钱人减刑快一些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审判长罗智勇曾说,有钱人和有权人、黑社会性质往往也涉及到有的是有巨额的财产,这些人往往相对门路更多一点。

央视《焦点访谈》4月29日报导,假立功,真减刑,假就医,真假释,时有发生的暗箱操作,让人们对于减刑假释这类案件的处理屡屡产生质疑,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司法解释,对于这类案件做出了统一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宫鸣受访时表示,主要是一些有权人,有钱人,判刑以后减刑相对快一些。他们获得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比例要高一些,实际服刑的期限要短一些。

2007年2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有期徒刑15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海的亲信买通了佛山市看守所副所长罗建能和民警陈松永,罗陈二人将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提供给张海,作为张海立功减刑的依据。

一年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时,将张海原审判决的有期徒刑15年减到10年;随后又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张海又获得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的两次减刑后,导致张海提前出狱与女友逃往境外。

宫鸣说,这里面既有权钱交易的问题,也有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程序不公开、暗箱操作的原因。

此前媒体报导,专案组经过调阅张海的档案材料发现,张海频繁调动服刑监狱,加上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减刑”,张海共获得三次减刑,广东韶关检察院称,张海为减刑至少花费36万元。

2009年7月广东省江门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林崇中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负责挤压林崇中的河源市看守所政治教 导员以及医务室负责人在收取贿赂之后,串通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出据虚假病情材料,林崇中暂获狱外执行,直到一年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根据举报才将林崇中 依法收监执行刑罚。

最高法院出新规

今年,最高法院和中共政法委先后出台新规,重点监督职务、金融、涉黑三类犯罪的刑罚变更执行情况,试图杜绝“‘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问题。

不过,上海律师何俊明对陆媒表示:“监狱里面的事,尤其是减刑,操作空间很大的。”最高法院出台的新规恐怕难以发挥太大作用。

2006年以前,何俊明在江西某监狱担任了20多年的狱警。监狱里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依靠“计分考核”进行,即狱警根据监狱内各项规定以及服刑人员的表现,对其加分或减分。分数多寡,将直接关系到服刑人员能否获得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待遇。

何俊明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张三和李四打架,王五出手制止,谁该被加分、谁该被扣分?如果这是司法警官学院的期末考题,答案很清楚;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完全不一样。”“张三、李四很可能不会被扣分,王五可能也不会获得加分,具体操作全凭管教说了算。”

监狱内的计分主要分为生产改造分和思想改造分。前者没有限制,只要足额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就能得分。思想改造分则种类繁多。

在何俊明的印象中,思想汇报是帮助服刑人员造假最常用的手段,“我很少见到思想汇报分是真实的,绝大多数是管教人员编的”。

此外,在一个有100多名服刑人员的分监区,一般每月只有几百分的奖分指标。每积20分可以获得一个“表扬”,对应的是20天的减刑。但这些分数给谁,裁量权完全在监狱管教人员手里。

监狱打点可减刑

若想快速减刑,除了努力争取加分,还需要过硬的关系。何俊明的最大感受是,许多减刑人员,早在入狱之前,便已步步为营,规划好了减刑路径:首先,想办法进 入有关系的监狱;其次,争取分到一个好岗位,如商店、食堂、医务室、学校里的那些不花力气又得分高的工作;最后,疏通相关岗位的管教,尽量多得分。

一位法律实务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就曾经处理过监狱里的案子,想帮当事人分到好岗位、好监室、多加分。为此,监狱上上下下都要打点一番:几条烟最小儿科,直接伸手要钱也不少见,少则几千,多则一两万。

对于那些找不到合适的“关系”为减刑助力的服刑人员,就只能靠自己和管教“拉关系”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宗宪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想钻保外就医的空子无非两种途径:一是服刑人员通过吃药等手段伪造病症;二是联合医院对诊疗结果造假。二者手段都很容易被人发现。

何俊明说。虽然如此,厅局级以上官员保外就医的情况依然屡见不鲜。仅今年以来,就有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广西阳朔县原国土局局长石宝春等,被曝出以保外就医之名逃过了牢狱之苦。

何俊明说,他在做狱警时,就曾见过法院、驻监检察室向监狱输送“关系户”;做律师后,他又遇到过西部某省服刑人员向驻监检察室举报狱警,之后被检察人员封口的案例。

何俊明说,“其实在今年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前边的审判阶段轰轰烈烈,后边的执行阶段就静悄悄的,很多暗箱操作正是利用了监狱的封闭性。但现在,对执行的监督已经成为一个阶段性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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