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香港笔记──从广场到马路的72小时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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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打乱了所有严密布局的计划,无论是起事者的,还是管治者的。而一切又发生得太自然,像一场压抑已久的高烧,淋漓尽致。

香港人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去占领全城的马路。争取民主普选是一场长达30年的谈判,而如果争取失败,则有一套按部就班的抗命行动──这大概才是香港人做事的方式──在9月28日之前,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占领中环”运动酝酿了整整20个月。从去年一月,法学教授戴耀廷在报纸上提出构想开始,历经舆论预热、民主商讨、公民投票,先礼后兵,直到全国人大真的否决了香港真普选的希望,才启动行动,预备要“占领中环”。如果行动按原计划进行,这恐怕会是世界历史上姿态最卑微的“公民抗命”:我们讲尽道理,不得不“抗命”,“抗命”的方式,不是最初构想的“瘫痪金融中心”,而是选择在节假日,以对公共秩序影响最小为前提,坐在马路中间(这条马路节假日会被批准为行人专用区),等待被捕,用自我牺牲,结束整场运动。

占中”核心团队的成员曾私下告诉我,在人大决议给香港普选“落闸”之后,他们原本对行动本身已经非常悲观。“香港人太现实”,他说:“知道没用的事情不会去做”。“占中”内部,对愿意走出来、坐在马路中间“自我牺牲”的人数预期是5000人,占领时间是最多两天。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期,形势逼他们只敢做最坏的打算──他们把行动日定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因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在喜庆节日生血光之灾,便可能避免残酷镇压。

谁也没想到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全港学生大罢课之后,形势突变。

9月26日晚上10点30分,在结束了一个星期的罢课之后,连日集会的学生、市民正待散去,学民思潮召集人、17岁的黄之锋在短暂宣告后,突然带头翻越围栏,冲入“公民广场”──这一块政府总部门前空地,是规划的公众集会用地,曾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成为最主要的抗议地标,并因此得名“公民广场”,而在2014年7月17日,接近人大表决香港普选方案的日期,港府突然封闭这块用地,直至8月底再度开放时,四周已经满满修建起两米高的钢铁围栏,实质性破坏了这块一千平米空地的集会效应。那一天晚上,在“重夺公民广场”的口号带领下,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副秘书长岑敖晖等100多名学生,不顾一切冲了进去。黄之锋很快被警察按倒在地,用胡椒喷雾制服,并直接拘捕,其他百余名学生则由赶来增援的警察团团围住,困在“公民广场”之中。正在散去的人群汹涌起来,聚集在公民广场的铁栏杆外不肯离去,并有更多人赶来声援,人们整晚高喊口号:“释放学生!”“学生无罪!”“警察可耻!”

这一夜,因为一个试图进入常规集会空间而被阻止的举动,引发了形势第一次的根本转变:你不许我进入公民广场,我就去外面开拓新的广场。

9月26日,据学联的估计,有数千名市民在政府总部四周的区域通宵留守。这片不规则的区域包括了政总建筑物旁侧的一条马路,一个圆形交通路岛,和立法会后门旁的一小片空地,留守的人们开始把这里叫做“自由广场”。这一个夜晚,集会者第一次见识了胡椒喷雾──警方6度施放胡椒喷雾试图驱散集会,并曾动用警棍,并无防备的学生则撑开雨伞抵挡胡椒喷雾,并搬动铁马在“广场”的各个入口设置路障,抵挡警方清场。附近天桥上围观的支持者也撑开雨伞掷下,让它们飘落到集会者手中,在整晚紧张对峙的气氛中,定格了颇为浪漫的画面。

他们终没有能够阻挡警方。周永康、岑敖晖等闯入公民广场的学生在9月27日一早的清场行动中被带走。而集会者亦因此决定,死守这里不走,直到警方释放所有学生为止。“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以及泛民主派许多重要人士很快赶来到现场声援留守学生,到了夜晚,在新的“自由广场”──恐怕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最不规则的广场──聚集起将近五万人。

学生们在马路上、天桥上、草地上、以及四周的工地上或坐或躺,并成立物资站、急救站,接纳市民源源不断送来的食物、水与抵挡胡椒喷雾的雨伞、口罩。他们还搭起了帐篷厕所,不过因为多数人觉得不够卫生,立法会外的公共厕所仍然排起长长的队伍。

9月28日凌晨1点40分,经过占中与学联的共同商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宣布,占中放弃原定的计划,决定即时、就地启动。仅仅十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声明不会提前开始占中,也没有计划把占中地点转移到政府总部。但造势不如就势,这十几个小时里,现场人群的生动能量显然改变了他们的决定。

这个决定令不少支持占中的市民叫好,却也引起现场学生的争议。许多学生在凌晨两点左右离场,他们说自己是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释放被拘捕的学生,却没有打算要“占领中环”。但留下来守夜的年轻人,仍然接近万人。

仿佛对这一变化措手不及,尽管留守者进入高度警惕的防备状态,但这一个夜晚,警方没有任何行动。守了一夜的学生在白天疲乏离去。在“自由广场”人数最少的时候,9月28日下午1点30分,警方宣布,开始清场。他们实施人群管制,封锁政府总部附近示威区的所有入口,只准出不准入,并称“任何公众人士强行进入将被检控,场内人士将被拘捕”。学联及占中则立刻通过网路告急,呼吁市民前来支援,一起守住这里。

谁也没想到,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就聚集在进入政总示威区的各个通道上,不但对警方封锁线形成了反包围之势,更随着聚集人数越来越多,由于无法进入政总示威区,反而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交通干道上。人们干脆坐下,就地在马路集会。

9月26日,从“公民广场”的封闭演变为开拓“自由广场”,是抗争的第一次空间转化。9月28日,从“自由广场”的封闭演变为占领马路则是第二次,这一次,也彻底地转变了抗争的性质。

到下午4点半,人们已经完全占领了金钟的车行主干道,并向东蔓延到湾仔,向西蔓延到中环。宽阔的车行路和起伏的高架桥上坐满了人。天桥上也挤满了人。被封闭在“自由广场”内的学联同学们看到手机里转播的场外画面,泣不成声。占中三子也激动不已,这是近两年来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他们,不敢想像的画面──戴耀廷当初在报纸上大胆构想,也只说“一万人占领中环”而已。

不过,作为行动最初的召集与组织者,他们还来不及对隔离在外的数万群众(不断增加中)做出呼应,警方的行动就已经令事态再次急转。

根据梁振英下午3点半记者会上的表态,警方会“果断依法适当”对付“占中”。当晚6点开始,警方突然对和平示威人群使用催泪弹,据后来警方公布的数字,在9月28日夜晚到9月29日凌晨,香港警方共在9个地点,发出了87枚催泪弹。这是自1967年左派暴动以来,警察第一次对香港市民使用催泪弹(2005年WTO在香港召开会议期间,警方曾对南韩示威者使用过催泪弹)。

所有人都震惊了。当天下午有家长带着孩童来参加集会,没有人想到两三个小时的集会就会引来催泪弹。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催泪弹并没有驱散人群。被激怒的集会者回到原地坐下,有更多的人被电视直播画面或者网路图片震惊,决定出门前来声援,从6点警方抛出第一枚催泪弹开始,从中环到湾仔马路上的人群不减反增,晚上更增加到是十数万人,更蔓延到九龙的旺角地区。

晚上10点20分,学联突然发布声明,称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指警方已经以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呼吁示威者全面撤离,“保留实力,择日再会”,占中也即做出相似表态,“一旦开枪或启动音波炮,呼吁市民全面撤离”。然而,仍然有大批市民选择在马路上彻夜留守。一直到9月29日白天,人群依然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在港岛从中环一直铺到铜锣湾,在九龙也从旺角蔓延至尖沙咀。

催泪弹变成一个有形而具体的“镇压标志”,不仅激化了局势,促使更多普通市民走出来坐在马路上,也实际上加剧了运动性质的转化:这已经不是由几个领袖人物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也不只是学联或者学民思潮发起的学生运动,而成了一场因为“敌人”团结起来的,真正去中心化的全民运动。

这个“敌人”,表面上是催泪弹,实际上是抗争者赋予它的政治含义──一个作为北京政府傀儡的香港政府,对香港过半数市民民主诉求的不承担,甚至协同打压。这个时候,是否要遵循“占领中环”的理念和议程已经不重要了,每一个坐在马路上的人,都带着自己个体的愤怒和诉求,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恐怕只有那个人大已经明确否决了的真普选。

被困在“自由广场”之内的主台很快就失去了作为主台的意义。9月28日,占中三子、民主派大佬、学生领袖都坐在主台上,没有警察去拘捕他们,催泪弹都瞄准了马路上的群众。9月29日,警察撤防,也没有群众再进入“自由广场”。3公里长的马路已经成了新的“广场”,而且无边无际,无人可以真正代表。

在这条马路上走一遍,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香港精神:那种井然有序、令人惊叹的自组织,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浪漫的歌声和字条,周围店铺的友好,深夜里和警察一起清扫垃圾的年轻学生。还有一边施放催泪弹,一边全副武装向前推进的警察,扶起在烟雾中摔倒在地的市民,送到安全区。你知道这是不管多么愤怒,都没有改变的香港,良好的公民社会根基,让自主和自律在绝大多数公民身上完美统一。

但你也知道,在对面的阴影里,还有一种力量,也不会改变。一旦“广场”无边无际,无人代言,无法收场,这也是真正的危险临近的时刻。

文章来源:独立评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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