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万里 曝光习仲勋两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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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10月2日讯】(新唐人记者欧阳秋综合报导)日前,有媒体将中共元老万里早前的谈话稿刊出,揭示了中共内部其实已经知道自身缺乏“政治道德”,只是不愿改良罢了。正因如此,也导致中共另一位元老习仲勋致死没能完成两大遗愿。评论认为,在香港民众真普选诉求得不到中共高层和香港政权合理答复,使港人示威人数剧增,局势如火如荼之际,中共高层却集体高调露面,庆祝“十一”,上演自欺欺人的“大团结”景象。中共这种置沸腾民意而不顾的冷漠做法,再次体现了中共本性的邪恶,被各界所谴责。

10月1日,海外多维网站刊载了中共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在中共建政60年大庆前的反思谈话内容。万里重点谈到自己长时间思考后认识到的中共不敢承担责任的种种事实。文章较长,摘录如下:

万里说,为了六十年大庆,中共制作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中共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

中共60年不变的事实

中共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和万里聊天,向其反映一个中共地厅级官员班的学员问题:中共统治都六十年了,中国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万里说,他明白提问者的意思,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导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中共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万里说,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他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也昏昏。

万里告诉年轻教授,六十年了,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

他说,“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

在财政上,中共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

他说,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万里回忆,中共建政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中共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中共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万里说他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他认为这不符合事实的。他提问说,大跃进大饥荒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他说,中共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中共党员也会那么做的。

他说,在九十年代(注:江泽民统治时期)的那几年,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

万里讲,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中共太没有气度了。

在万里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他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习仲勋的两大遗憾

谈到中共元老习仲勋,万里说,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人,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他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习仲勋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有两大遗憾。

习仲勋两大遗憾的是,没有能为中共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注:刘志丹案),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中共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

万里感慨,习仲勋的话不多,说完了,他们俩只是相对无语。都六十年了,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

万里认为,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

万里说,那位老人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

万里感慨,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中共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中共22年,封杀中共的报刊,捕杀中共的党员。中共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中共政治伦理缺失

万里对那位教授说,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万里说,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

万里说其脑袋里有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

万里说,仔细想想,中共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

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六十年了,中国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中共竞争,来提醒、来监督中共,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中共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

那位年轻教授对万里说,六十年了,中国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中共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

谈到中共党章,万里评论说,从建党的时候起,中共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中共党校那位教授问万里,六十年来,中国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

万里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万里提到,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万里说,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他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2008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万里: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

万里说,老百姓从中共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他们头上来了。关键是,中共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

谈到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万里问,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

他说,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他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他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官员跑到他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万里认为,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中共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中共自身的折腾的。万里说,这让他痛心,中共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中共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中共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中共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

万里说,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

万里说,他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他让秘书找了一本他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他全部看完了,他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他,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中共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中共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万里说,其实,那些承诺在毛泽东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他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他心里震动很大。

万里慨叹,“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中共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中共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万里说,六十年了,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万里最后说,“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

《九评共产党》对中共的评定

海外《大纪元时报》2004年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系统剖析了中共的本质特征。

《九评》认为,中共是一个政教合一组织,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是一个邪灵附体的魔教组织。

由《九评》引发的中国民众自救觉醒运动,自2004年已经全面展开,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达1亿7千9百多万人。

观察人士认为,目前香港民众的民主运动进一步唤醒中国民众的觉醒,中共的末日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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