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轻:这刻 公民的力量比政权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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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运动”已发生了超过一个月了,占领区的学生及市民齐声否决广场公投,一起反对“见好就收”,反之,人们不断强调“勿忘初衷”,重申占领的必要,而学联计划上京表达诉求,政府则仍一贯地按兵不动,如此的胶着局面,表面上,香港任何一方都占不到上风。不过,有一股力量,其实,或明或暗,或静或动,在金钟秋风飒飒的晚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股力量,来自公民。

近日,重读《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道25号》,心有戚戚然。此书成于2006年。当时龙应台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港大任教。期间,每星期为报章专栏留下对香港的观察。今天,从书架取过重看,对比刻下香港的局势,更觉龙教授对文化及环境的分析是如此的厉害。其中〈谁的添马舰 —— 我看香港文化主体性〉一文,更仿佛预视公民之力会在将来夺回金钟添马舰附近的权力,扭转强势政府,树立公民社会力量。看看今天,那里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小社区,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会聚集在政府总部附近,或三五知己席地讨论,发表意见;或默默坐在自修室低头阅读;或索性躲在帐幕中沉思。周遭随意摆放的创意艺术装置,墙上贴满讽刺幽默的标语。

政府本想透过眼前这几座政府建筑物,刻意营造公民社会的公共性,还为此地冠以“门常开”的美名,却自己在“公民广场”前筑起两米高墙,928当天投掷了87枚催泪弹,还有七打一的“暗角”,自绝于市民面前,还说什么“广纳进言”呢!想不到一场“雨伞运动”,竟催生了金钟这片“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政府总部三大楼旁的“添马公园”(Tamer Park),占地17,000米。明显地,兴建的目的,是为了记念此处在殖民地时代,曾是“添马舰”英国海军基地及船坞所在地。90年代,这里一直空置,2007年,政府通过兴建新的政府大楼,取代中环政府山的殖民地风格建筑。不过,很多人不知那里的底蕴,只知道剩下的那幢“漏斗”型大厦,现在成了驻港解放军的基地。偶尔,早上可以在特首办附近,隐约听到士兵操练时的吆喝声。其实,那里一直是权力的象征,仿似是权掌者宣示权力的指挥棒。

如果中环是香港的经济命脉的话,那么,那里便是香港政治的大脑。政府若要向全世界展示强势领导,兴建一座座结合科技与美感的建筑物,伫立在维港旁,注视香港九龙两岸璀璨的夜色,是一件多么理所当然的事啊!不过,诚如龙应台所说:“添马舰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灯光一亮起,香港的妩媚姿态光彩动人。请问,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摆到舞台上去吗?”(页83)

政府总部的新立法会大楼,比以前大是大了许多,但在里面开会的议员和官员却反映不了民意,反之,要年轻一代露宿街头,用坚决意志告诉他们香港人的诉求。宏伟壮观的建筑,只沦为一群议政水平极低的所谓“议员”的名利场。这班手握权力的高官议员们,在不公平的体制下,继续在议政时指鹿为马,与政府合谋通过不公义的政策,离“公仆”之名越走越远。“一个城市政府大楼如果富丽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这个城市是个政权独大的体制。如果主权在民,公民力量强大,政府大楼通常建得谦抑朴素,紧守‘公仆’服务的本分而不敢做权力的张扬。”(页84)

英国的国会会议,是一众党员挤在一起讨论议案,却从来没有人说地方不够寛敞,国家形象低落,甚至连首相府都是座落在一众民居的唐宁街十号。我们会说英国不是大国,没有大国风范吗?真正令世界衷心敬佩的,绝对不是那几幢直插云霄的雄伟大厦,而是那浓厚的人文氛围,是那开放自由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是那强调公众利益,轻视私利的公民社会力量。刻下,金钟马路上围得满满的人群做到了,果然如文章所述般,成为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的一抹动人的光采。

社会运动绝对与“空间”(space)的生产有关。今天,见诸金钟、旺角的占领行动所牵连的政治经济影响,可见一斑。假如,政府总部不曾座落于这片权力之土地上,当年的设计蓝图没有标榜“门常开”、“地常绿”,甚或充满反讽的“公众的添马”,政府高官未有高声疾呼地方不够用,没有行使其绝对的权力。相反,谦卑而朴素的小政府,官员的办公室仍然低调地靠在上亚厘毕道一带的小山丘上。

那么,9月28日之后在各大小传媒中看见的浩翰场面,又怎会变成“雨伞”摆动下的难忘一幕?这次运动,成功之处,是壮大了真正的公民力量。看看“公民广场”两米高墙上系上无数的黄丝带、“添马公园”某处标示的“暗角”二字、夏悫道搭起帐蓬建成的“遮打自修室”,“连侬墙”上贴满数之不尽色彩缤纷的心意纸。还有一二百个贴上“我要真普选”标语和占领区门牌的七彩帐篷。这些原先应是政府拍板兴建政府总部时,开放予市民大众,创造公共空间的一个承诺,这些画面,理应本来出现在星期日的“添马公园”内的,现在竟出现在围绕政府总部的马路上。

讽刺的是,这种由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从来都是下而上由群众在偶然的情况底下产生的,例如以往小贩或地摊摆卖,与市民生活上的互动,令小社区会渐次形成。这显然任凭政府如何强势,都没可能一蹴而就。结果,这个政府索性拿着权力由自己来规划空间,可惜,越是压抑这股力量,占领区的市民越是透过一种“弱者的技俩”(tactics),再次呈现这种格局,并带到香港乃至世界每一角落。相比之下,政府总部的布局越宏大,秩序越井然,越显得她在香港人面前的“渺小”

占领行动遍地开花的同时,香港亦蜕变成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日后,政府再不能摆出强硬姿态,官老爷再不能摆官威,因为社会政治的公共性增加了,市民不吝发声,抵抗平公,政府如再想不听民意,强行推出政策,将会落得灰头土脸,香港人的公民力量渐次扩大,不会再容许政府任意妄为的了。除非,这个政府比殖民地时代的更不如,不知反省,与民为敌,否则,经此一役,政府仍需要与民同步,在一些政策的商议和制订上,与香港人真正做到有商有量。不然,这会牺牲了一整代人的人的发展,以及社会整体的进步。龙教授最后道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不是政府,更不是政府大楼,而是人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的,绝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页84)不知谦抑的特首,不知收敛的政府,是注定要与民为敌的。

也许,正如电影《V煞》(V for Vendetta)结束时,女主角的一句话,正好说中了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国家现在需要的不止是一座大楼,而是希望。”这刻,香港的希望,不在政府大楼里面,而在其外面……。

文章来源:独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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