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害怕西方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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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言

鲍威尔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退休,失去所有待遇,自己开车回家向太太报到,车抛锚了自己钻到车底下修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退休没有警卫,勤务员,90岁的老人平时骑自行车上超市买菜。看病靠医保,白内障动手术要100万日元,他舍不得花。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台十余年后,2015年元旦还花著纳税人的血汗钱,并兴师动众,带着一家三代人,在当地官员陪同下登上海南东山岭,游山玩水。

中共官员龙永图曾自曝两件难忘的事:有次在某机场,看到一位中共县委书记出国考察,竟有3、40位下属送行。“县太爷”喳喳呼呼,目中无人,旅客十分反感;另一次在意大利某小镇出席一国际会议,有位像邻居大妈一样的老太太独自进门,礼貌地对他点头后坐在旁边,会后一打听,才知道她竟是荷兰女王。

如果大家对上述两种不同价值观进行一下比较,就不难发现:

西方:让人民过得好一点;中共:让领导过得好一点。

西方:官员需由人民选举;中共:官员需由领导钦点。

西方:官员财产需要公开;中共:百姓财产需由公有。

西方:新闻言论必须自由独立;中共:新闻媒体只是党的喉舌。

西方:法律是最高准则;中共:领导是一切准则。

这就是中共权贵集团和既得利益者们为何极力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为西方自由社会所奉行的普世价值会使他们失去中国古代帝王般的特权和生活!

近来,已走入黄昏的中共政权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尤其是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拚命抵制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同时,加强对网路的封锁与管控。

去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公开信,批评一些高校教师把大学讲台当做情绪宣泄的舞台,把中国当成负面典型的案例库,“呲必中国”。

1月24日,求是网发文〈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公开点名批评贺卫方和陈丹青等公知大V。

1月29日,中共教育部长袁贵仁在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会议上指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绝不允许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绝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绝不允许教师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1月31日,环球时报又发表〈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的社评,指出官方反对宣扬西方价值观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它如果大规模渗透进中国社会,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根基造成侵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稳定方面的严重不确定性。

2月3日,社科院“专家”再次在求是网刊出〈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的文章,杀气腾腾的称应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坚决打击一切在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言行”。

中共一边宣称要提升国家软实力,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惜花费重金,在全球各地开办孔子学院,对外进行文化输出和渗透;一边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只许输出,不准引进。”其实这正是中共道路不自信、制度不自信、理论不自信的真实写照。

特别是去年在台湾爆发的太阳花学运和香港爆发的雨伞运动,加上亲共的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大选中惨败,都让中共不寒而栗,唯恐89六四悲剧在大陆重演。因此,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要千方百计通过对高校意识形态的控制,防止“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来维护自身利益,以便继续苟延残喘,直至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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