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民国与共国公民教育之比较(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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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日,由“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主办的,以“中华民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为主题的“民国研讨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来自世界各地近百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事业的支持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开始前,“黄花岗杂志”执行副主编丁毅宣布,由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创办十四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更名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并就其的宗旨和组织性质等问题做了说明。接着“黄花岗杂志”副主编孙云宣读了由辛灏年先生撰写的《国民革命宣言》。研讨会开始后,辛灏年先生率先发表了《国民革命的理由、对象和方略》的演讲。随后,与会者以“中华民国”为主题,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文学、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回顾和探讨。我们将陆续发表。 下面是著名作家孔捷生的发言,题目是《民国与共国公民教育之比较》。

孔捷生发言视频

孔捷生:发生在眼前的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行动。以及今年春天的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其实质是一场公民运动。这两起事件,都足以证明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只有公民觉醒、崛起和抗争,才有希望与未来。

公民的种子在于教育。当年胡适曾引述朋友的警句:“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第一要考察他们怎样对待孩子。”而过去中国教育后代的传统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道德教育,培育的是以“三纲”为本位的、服从型的“臣民”、“子民”和“老百姓”。

鸦片战争之后,天朝思变,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洋务运动。然而筚路蓝缕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却在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毁于一旦。战败后的“公车上书”象征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初步觉醒,其后戊戌变法则标志着制度层面之革故鼎新。值得一提的是,严复早在戊戌变法时已首倡公民概念,惜乎当时关于开启民智的声音还很微弱。果不其然,戊戌变法光去动上层建筑并不能使古老的中国涅磐重生,百日维新失败在所难免。

连接的挫折,令有识之士终于想到了社会转型的基础工程——开发民智,并初次提出培育“新民”和“国民新灵魂”的新教育理念。1903年8月出版的《江苏》第5期《国民新灵魂》一文,对过去的“臣民”教育发出尖锐批评,认为那是培养“奴隶”精神、“仆妾”精神、“囚虏”精神、“倡优”精神、“饿殍”精神和“小农精神”。这篇文章呼吁铸造国人的五大新精神:敢于探索的“山海”精神、勇武果敢的“军人”精神、生气勃勃的“游侠”精神、捍卫尊严的“平民”(市民)精神、神出鬼没的“魔鬼”精神。清末留日学生革命人士主办的报纸《国民日日报》,在1903年发表的社论《中国魂》也认为国人亟需培育现代欧美具备的四种新精神:“贸易”精神、“宗教”精神、“武士”精神、“平民”(市民)精神。

梁启超在著名的《新民说》中更是疾呼现代新国人要系统地具备国家思想、权利与义务思想、自由精神、自治精神、自尊精神、进步精神、进取精神、合群精神、生利分利精神、尚武精神、冒险精神、政治能力、毅力、社会公德等。《新民说》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在知识贤达的多方呼吁下,至清末酝酿君主立宪时,已把先进国家公民教育若干经验列入所谓“修身课”。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1913年就翻译出版了《美国公民学》。

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是消极的、依赖的、苟安的、因袭的、保守的、直觉的、空想的、向天的、自然支配人间的、家族主义的、定住的、贱女尊男的、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的、厌世主义的、定命主义的、宗教是为解脱的、伦理是为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的、道德是为泯灭个性的、政治是为使百姓忠顺的、求治为维持现状的。这种“臣民”和“小农”精神教育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社会和小农经济,政治基础是大一统的国家和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一切领域。李大钊倡议国人要在文明转型中实现自我精神的转型:积极的、独立的、突进的、创造的、进步的、理智的、体验的、科学的、物质的、立地的、人间支配自然的、个人主义的、移居的、尊重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的、乐天主义的、创化主义的、宗教为生活的、伦理为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的、道德为解放个性的、政治为人民参与的、求治为打破现状的。

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就增加了“公民须知”和“中国法制大全”课程。一九二三年,更以公民课代替了修身课,公民教育全面进入中小学课程。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熊子容编写的《公民教育》。

到了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军政期”结束,蒋介石政府宣称为配合“训政期”,将公民课和三民主义课结合,称之为“党义课”,以党化教育取代公民教育,教材着重围绕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来编写,每个学校都设立政训处或政教处来负责学生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却遭到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任鸿隽撰文一针见血:“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鉴于教育界、知识界及泛社会的强烈反对,国民党放弃党义课,恢复了公民课。

无可否认,在蒋介石、蒋经国两蒋时期的白色恐怖,长期压抑著政治异见力量和民间社会。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毕竟有着很不同的地方。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崩溃前夕,据说中共曾托人挽留胡适,希望他不要去台湾,胡适回答:“民主在蒋介石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在毛泽东那里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民盟的储安平是留在大陆了,但他很快得出和胡适同样的结论,他说:“民主在国民党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和无的问题”。

1986年,台湾民进党宣布成立,虽然违反当时尚未解除的台湾戒严令,但蒋经国政权并没有下令取缔反对党,而到了1989年六四屠杀的前一年,国民党正式开放党禁,民进党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而民间社会也开始铁树开花。由于台湾实施过长达38年的戒严令,和西方先有公民社会后有政党政治的民主道路有所不同,台湾几乎是一片焦土的民间社会,其复苏和发育迟缓于反对党的崛起。但是,即使是在两蒋时期,中华民国的基础教育也比起中国大陆大大接近于国际文明标准。故而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熟要少许多曲折。

经过撤销戒严26年之后,台湾的公民社会终于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参与公共事务。这次反对服贸协定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就是台湾富于担当精神的新生代昂然走上历史舞台的序幕。只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才能对抗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如果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的新闻自由是第四权,那麽公民社会就是第五权,用西方政治术语来说,叫做“直接民权”。就是民众以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直接站出来制衡政府。

香港情况更是如此,经过一百几十年的英国管治,香港的教育与国际文明完全同步,香港更有新闻自由、有司法独立,有成熟的公民社会。香港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在世界上位列第十五,与美国相差无几,而高于包括德、英、法等的许多发达国家。《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该公约例明公民参与政府管治的时候,不应该设有不合理的限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约解释是,公民的参选权是不应基于一些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质的原因而被剥夺,例如参选者的政治联系,个人的政见亦不应成为剥夺任何人参选权的理由。而北京钦定的香港政改方案,明显违反了国际公约。于是香港公民走上街头,成为了开创新时代的主角。这里不能忽略现代教育对公民的精神塑造,此时此刻,他们挺身而出势在必然。

反观中共建政之后,摧毁了宗法社会、乡绅制度和城市的商会、同业公会等草根民间社会,而且取消了所有公民教育课程,而代之以忠于领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以及模仿苏联的政治教育模式并混合著若干包含传统道德的教育,以培养所谓“社会主义新人”。基本上是以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来取代现代公民教育,以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取代公民的现代参与。到了文革年代,更极端到以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于领袖为教育核心。

即使是在后文革讲“思想解放”而且试行党政分开的80年代,党化教育的色彩稍为淡化,而主旋律却是爱国教育,与公民教育还有着很大距离。即使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已经孕育出公民的雏形,这就是1989年大规模民主运动的由来。

后六四时期,北京当局对教育的控制,完全回归到爱党爱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轨道。这种洗脑教育灌输出来的“国民”是国家附属品,惟国家权威、利益、意志是从,是与专制主义共生的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现代公民思想独立、人格独立、有社会责任,勇于维护个人权利和公共权益。公民是专制的天敌,忠顺的“国民”则是专制赖以存活的土壤。

到了21世纪,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设”,十七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教育破天荒进入党的文献。于是以杨东平教授为首的百多名学者和中小学教师集思广益,从2005年开始历时三年,联合编撰了全套八册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内容颇符合普世价值。关于公民道德,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关于公民价值观,有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等;关于公民知识,有民主政治、国家与政府、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权利和义务等;关于公民责任,有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组织公共活动、向责任部门个别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批评建议等。

这套教材与过去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倡现代公民教育要有教育理念创新。培育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理念创新的核心。现代公民教育不是培育听话的、服从的、温顺的、保守的传统良民或顺民,而是培育具有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参与和关怀社会的、事业上冒险与创新的、人格上独立自主、自由自尊、平等待人的社会个人。教材内容和教学内容也必须创新。必须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与时俱进。但中心内容必须是培育“现代人”,而且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下的参与型“公民”,而不是服从“权力”、“王朝”或领袖人物个人的“私民”。教学方法的创新是关键,不然还是造就传统的服从与听话的“好学生”与“顺民”。

然而,这套教材中先完成面世的小学教材,仅仅在几十个学校里试行试用。对这套《新公民读本》深存戒心的执政当局,不肯推广。甚至在2008年全套教材编写成书后很快被禁,出版社被勒令停止发行,已发行的必须收回化为纸浆。上百名教育工作者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北京当局对教育的控制已经完全回归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这种洗脑教育灌输培养出来的“国民”,是国家的附属品,是与专制共生的,是惟国家权威利益的意志是从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现代公民思想独立、人格独立、有社会责任、勇于维护个人权利和公共权益。“公民”是专制的天敌。而忠顺的“国民”则是专制主义赖以存活的土壤。

根据2013年5月中央办公厅发出的文件,规定党校、学校和媒体“七不准讲”,其中包括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这两条。由此可见,历史的钟摆向着逆现代文明的方向摆动,公民教育在中国大陆将更加“路漫漫其修远”,中国的社会转型所需的时间要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更漫长。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视频来源:《透视中国》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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