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家咆哮》选载5:男一所三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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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三家男一所三大队

(2008年11月8日——2010年8月25日)
            
1

我和另外七名法轮功修炼人,从男二所八大队转入到男一所三大队。这个大队是法轮功专管大队,共有一百八十名法轮功修炼人。我们过来时,已有一百六十多名法轮功修炼人被强制转化了。

我们拒绝转化,被一群警察勒令在楼上大厅面壁。警察一边推搡、训斥、打骂,一边从中观察谁软弱。被看出软弱的,就会拉走,让他受酷刑进行转化;拒绝转化的人,惩罚的力度和方法会逐步升级;还听说有的法轮功修炼人还被送到五公里远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进行强制转化。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有好几个法轮功专管大队,关押的都是女法轮功修炼人。我们不知道,男法轮功修炼人为何要送到女所去转化。

三大队还饲养著四十多名普通劳教人员。

为什么法轮功专管大队还有普通劳教人员呢?原来这些人是“四防”和“座班”人员的“种子”。这些“种子”都是从男一所爱打架、脾气暴躁的劳教人员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多数是犯“寻衅滋事罪”进来的。这些普教平常在单独的一个中队里干活,如果法轮功这边的三个中队里有“四防”和“座班”到期解教了,就会从他们中调两个人过来当“四防”和“座班”。当然,他们也得提前花钱排队才能轮上。

2

暖水瓶白天当水壶,夜里当尿壶。

为了防范我们逃跑,大队从成立开始,劳教大队长于江规定:从夜里十点钟至次日清晨五点钟之间,法轮功修炼人禁止上厕所。

如果有小便怎么办?少数表现好的,可以用暖水瓶当作临时的尿壶用。因为暖水瓶没机会装饮用的热水,正适合当尿壶用。更多的人没有暖水瓶,只能以“四防”用过的旧矿泉水瓶。其他人什么都没有的,只好憋到早晨放茅时间了。

为此,经常会有人或者年纪大的人尿床,然后被打、被骂、被羞辱。更多的人,则慢慢养成少喝水的习惯,来解决这个生理问题。

3

在食堂墙上张贴的菜谱,是给上级检查看的。如果哪天纪律突然严起来,而伙食突然好起来了,那么就说明是有上级领导来检查了。

两块玉米面的大发糕,是每天的主食。白菜游泳(对漂几片白菜叶的菜汤的形容)或白萝卜汤,是每天的菜。据说玉米面大发糕的起子里,放了较多的碳酸铵,所以一吃就有辣嗓子的味道。吃完后有人泻肚。有人戏称马三家的发糕是“狗干”,意思是连狗都不吃。

菜汤里经常漂著小虫和带着泥土。

有一段时间,吃黑心土豆。土豆已经从芯里发霉变黑了。但食堂为了省成本,专门买回来给劳教人员吃。连续吃了几个月的黑心土豆。煮在汤里,把其他菜也串成黑土豆的臭味了。

每周有一次改善伙食,有肉吃。这是专门买来市场上没人要的鸡骨架和鸡屁股。对于什么都吃不上的劳教人员来说,闭着眼吃了,也算增加点营养。

有钱的劳教人员和“四防”,有特权订购小灶伙食。所谓小灶,就是警察食堂那边每天的剩菜折罗在一个大盆里,拿到劳教人员食堂来卖。中午每份十元,晚上每份十五元。

平时油水太少,过年时搞一次包饺子活动。很多人一次吃了稍多点油腻的饺子,到半夜都开始拉肚子。

对被严管的人,每日三餐全是窝头和咸菜。

只有大队认为表现好的人,才可以从管教干事那里得到每月五十元限额钱票。才有可能被队长批准到楼下所里的小商店采买日用品和食品。“四防”和“座班”要买超量的烟、食品和饮料,以备随时给队长上供用。被严管的人,就什么都不用想了。

所有发出和收到的家信,必须经过大队的仔细检查。如果被认为有不合适的内容,则一律扣压并不予通知,包括家里来的邮包。四十元的取邮费,则必须从个人账上扣除掉,因为大队没有义务白付车马费。

每月有接见日,但视表现好坏而有不同的对待。被严管的人,是不允许家人接见的。

4

三大队的正规化管理,有一些是和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相同:比如要求长时间在大厅里坐小板凳、连续几个小时或整天集体背诵劳教人员守则;在烈日下练列队行走、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喊口号;在大厅中间的宣誓栏前,要求一个一个举手宣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与邪教组织决裂”等等;在任何地方走路,都必须走直角,无论一个人走,还是集体列队行走,都得走直角等等。有一次,我们从工房到食堂的列队行进,就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反复训练走直角。直到所部的管教科长满意了,才允许进食堂吃饭。反复训练的原因,是工房的大门口到食堂大门之间的路线是斜的;我们进入警察办公室或大队大门时,必须在门口外高声喊“报告”、“是”。本来中间应该是警察回答“进来”,但后来省略了警察的回答,由劳教人员自己空喊报告词:“报告”、“是”。如果喊声太小,则被要求反复地大声喊叫,直到劳教人员喊到声嘶力竭,喊哑为止。有人曾被要求连续喊过几个小时;在大楼走廊中遇到警察,则必须靠墙立正站好,双手抱蛋(双手抱着男性生殖器,可防止用双手袭击警察),等队长通过,并向队长问好。要求不能抬头看队长,只能低头看队长的鞋。跟队长说话时,必须蹲在地上,眼看地面。

不服从这些规定的人,将招来严厉的惩罚。

5

一次测试,一次恐怖训练。

大队每半个月或一个月进行一次法轮功转化考核,用来鉴定是否出现思想反弹,或转化不彻底。

测试内容与上级部门验收用的内容相同。三大队一次次反复演练和测试,以保证在年底正式验收时能顺利通过验收。转化率越高,拿到的奖励就越高。三大队的主要成绩、荣誉和奖金都来源于此。

测试的主要内容:国家取缔法轮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解教后还修炼不修炼法轮功?等等,这些非常简单的是非选择题。答题每人一张,当场测试,当场检查。填写的答案不符合转化要求的人,会被当众拖走,带到二十米远的大队长办公室上酷刑。其他人则端坐着聆听受刑人的惨叫声。

在半小时或一个小时后,受刑人被警察和几个“四防”拖回来。

警察对他说:“你把刚才宣誓的内容再重新喊一次!”

受刑人宣誓:“我XXX,决心彻底与法轮功组织决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宣誓人XXX。”如果声音不够大,则被要求大声宣誓,直到队长满意为止。

转化率是主要工作目标。但奴工劳动也不会放下。大队需要额外的创收。奴工的种类很多,有插塑料花、做服装缝纫、搓二极管等等。虽然工作量巨大,但比起强制转化要好受得多。

那些坚持反迫害者,则被隔离,长期关押在库房或特管室(特殊照顾室)。大家很少有机会知道他们的遭遇。只有每天早、晚两次到库房存、取被褥的机会,才会有可能见到受迫害者的一点痕迹。因为这个时候,“四防”会用两张立起来的乒乓球案板遮挡被长期上酷刑的人。乒乓球案板下露出的两只脚,是唯一能见证还有人在受刑的迹象。

6

在马三家,知道时间是违禁的。所以,劳教人员不允许知道时间。一旦知道时间,会带来一个麻烦,比如说快收工了,他就会怠工,会放慢干活速度。只有完全不知道时间,才能保证稳定的工作效率。

我的眼睛近视,是六百度。警察收走我的眼镜。我只能看到他们的腿,看不清楚脸。只有干活时,警察才会以奖赏的姿态把眼镜暂时还给我。因为我戴着眼镜能把活干得更好。

7

马三家对劳教人员的考核管理中,除了有单独的减期专案,比如“标兵奖”、“院报投稿奖”、“特殊大奖”以外,常规的方法就是月考核。月考核成绩按颜色分为红旗、黄旗、蓝旗和黑旗。得到一个红旗,每个月能得到五天减期。这种好事,只有花大价钱行贿管教大队长才能得到;黄旗可以得到两至三天的减期,对于花钱少或没有钱但肯出力的“四防”就只能拿这个旗了;蓝旗是不加期、不减期,这是大多数劳教人员的待遇;黑旗则会被加期五天,这是对不服从管理的人的惩罚。

法轮功修炼人和上访人反迫害,拿到的都是黑旗。我拿到的黑旗最多。

8

“神经摘除”这个名词,是一个姓李的老皮子那儿听到的。估计是在大北监狱的“四防”中流行的一种说法,不是马三家的用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采取一套系统的操作手法,让一个新来的劳教人员逐渐地丧失独立意志、成为一个听话的驯服工具的过程,即把人变成像被摘除掉了大脑神经器官一样处于行尸走肉的状态。

对于“神经摘除”不彻底的反改造人员,始终让你在新收队里受罪,因为这里管束得最严,生活、劳动条件最恶劣,让你一直受罪,一直到你被驯服为止。

“神经摘除”的具体手法包括很多:比如入队必须剃光头发、穿着统一的红色劳教服、随身除了一只饭匙之外,什么都不允许携带;腰带、鞋带、眼镜等全部当成违禁品收缴;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背会监规和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还要求唱红歌(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曲)和劳教之歌;要求练习列队行走并高喊规定的口号;训练各种报告词和如何蹲在地上跟队长讲话;走路要走直角;写各种各样的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还要对着宣誓栏宣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但总起来说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把你变成傻子一样,这就是“神经摘除”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以上这些你都做到了,那么就意味着你的神经器官已被成功摘除了。

2008年7月,在我进入二所八大队后,我的妻子给我写来一封要求离婚的信。这封离婚信,是我唯一能跟外界有关的物品。吃饭的塑料勺子和这封信,一度是我能随身携带的唯一财产。

在马三家,任何跟外界联接的物品都被隔断,包括报纸、电视和书籍。因为这些物品会影响劳教人员的情绪。影响情绪,就会影响干活。影响干活,就会导致马三家利润减少。

在晚上睡觉前,我经常把妻子的来信拿出看一看。为防止信纸磨损或折烂,我用透明胶带将信托底粘了起来。2009年3月,我在转入一所三大队的第四个月后,在蹲禁闭时,警察搜走了我的这封信。警察看到我把信纸保护得如此好,似乎知道这封信对我意义重大:正是由于他们的迫害,妻子才跟我提出离婚。

他们想到这封信会成为我反迫害的力量,所以必须得拿走。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这封信。我问警察索要,得到的回答是“找不到了”。我想,马三家销毁我的这封信,应该是为了将我彻底“神经摘除”。

9

在这个大队,管教大队长于江,自称是“三大队的爷”,掌管着每一个劳教人员加期、减期、采买、会见、通信等等的一切权力。他喜欢以手掌和电警棍收拾他看着不顺眼的人,无论是新来的劳教人员,还是当“四防”和“座班”的老号。

他经常对劳教人员说:“跟你们讲得好听一点,就是你们得想一想从今以后这一天天你要怎么熬下去。讲得不好听一点,那就是合计合计自己怎么样才能从这里活着走出去!”

文章来源:大纪元

马三家咆哮》,杜斌著,(香港)大清文化2014年10月出版,田园书屋发行,定价港币69元,可在香港的书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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