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平:鲁迅批孔,颠倒黑白

FacebookPrintFont Size繁体

【按】下面的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写的,后来出版几本讲儒学的书,总想把它收进去,虽然尽量乔装打扮,题目都用的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商榷”,但都没逃过出版社的火眼金睛,只准鲁迅乱放火,不准老夫点煤油灯。混不过去,只好作罢。发在这里,以示冥顽。

鲁迅先生在1935年发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谈了他对孔子的一些看法。笔者上高中时读到了这篇文章,当时矒矒懂懂,对孔子的情况知之甚少,对鲁迅先生崇拜甚深,人家说啥咱信啥。从那以后,孔子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负面的。这些年由于教学的需要,总在搜集和处理儒学的材料,发现孔子不但并不可憎,反而十分可敬。

在今天,鲁迅先生的影响力比孔子要大得多,最近还经常有人引用他文章中的观点,对孔子和儒学进行总体的否定。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他的一些见解谈谈看法。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

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反推过去就是“仇人眼里出东施”了。同样是孔夫子的经历,经过鲁迅先生这样的描述,就显得其人处处不受欢迎,和谁都合不来,一事无成,众叛亲离,暗淡悲凉,但笔者的看法却不是如此。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在少年时期一定是吃了很多苦头的,但长大后在季氏家任职,日子自然会好很多。此后的一生中,他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坏,在学问上的成就也颇为卓著,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可,要算响当当的国际名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人视为圣人。鲁迅先生对于他的介绍,都显得味道不对,刻意扭曲事实,明显地有矮化、丑化孔子的主观意向。

1。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由于对鲁国的政治失望,主动弃官出走,谋求到其他国家任职。这本来是他自动要跳槽,却被说成“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听起来倒像是被人炒了鱿鱼。不提人家主动弃官的情节,整个周游列国的积极意义就被抹煞了。我的印象是:自动抛弃一个诸侯国司寇的高官厚禄,愤然不和无道的统治者合作,冒险踏上实践自己救世救民理想的坎坷道路,其人格的高尚是不言而喻的。

2。纵观孔子的一生,在鲁国时,季氏的家臣阳货倒是在孔子面前趾高气扬过,但他不是“轻蔑”孔子,反而是想逼孔子出来做官,为他服务。孔子不肯屈节,其表现是正义的。后来他被定公起用,在国内没有人“轻蔑”他。周游列国时,他一直被所到之国奉为上宾,虽然不获实权,但礼遇还是优厚的,也没有人“轻蔑”过他。晚年回到鲁国,被尊为国老,受到哀公和季氏的抬举,“轻蔑”之事更无从谈起。鲁迅先生说他“为权臣所轻蔑”,并没有事实根据的支撑。

3。孔子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周游列国,希望获得权柄,从而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最终没有能够如愿。他的这种表现确实受到过当时人们的种种非议,例如“耦而耕”的长沮和桀溺、芸田的丈人、卫国的荷蒉者、楚国的接舆、鲁国的晨门等。这些人虽然有种地的,有看大门的,貌视地位卑贱,但都根本不是真正的“野人”,而是一些与孔子持不同的处世态度的隐士,属于有见识的“士”的阶层。他们认为当时的社会现实黑暗,在这一点上和孔子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他们主张当隐士,洁身自好,孔子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体现了一种对黑暗现实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他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鲁迅先生说他“为野人所嘲弄”,同样没有事实根据的支撑。这里的“野人”,自然说的是最为基层的平民,这就将孔子放在了所谓“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4。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困,饿扁了肚子,但围困他的人并不是什么“暴民”,而是陈、蔡两国大夫们的人马。《史记·孔子世家》:“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5。孔子学生众多,出色的有七十二人。鲁迅先生却说成“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这是很不公道的评价。一个“中用”,降低了七十二贤的档次,还把那两千九百多人都说成不“中用”的草包了。借用孔子的一段“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竟然生发出“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的独家见解,以显示孔子做人的失败,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恶搞”。孔门弟子中,孔子最为器重的是颜渊,其次像子贡、子夏、子游、曾参、闵子骞、南容、冉耕、有若、冉雍、原宪等许多人,哪个不是孔子“真可以相信的学生”?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们按照对待父亲的礼数,为他守孝三年,而子贡则守孝长达六年,这样的师生情谊,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也十分罕见。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孔子不仅没有教出好学生,而且学生们对他也很寡淡,这是严重地不符合事实的。

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中盲目批孔的年轻人,他这样“戏说”孔子,不尊重事情的本来面貌,其做法是不可取的。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又说:“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

归结起来,这些话能给人这样的印象:孔子是统治者的代言人,一点也不为民众的利益着想,他为虎作伥,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人民群众早就看清了其走狗本质。照此看来,五四时期的“打到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显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儒家提倡统治者是“民之父母”,要求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民众服务。在儒家经典中,充满了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充满了对统治者无道行为的谴责。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站在民众利益方面的,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其主张已经明确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地步了。鲁迅先生说孔子设计的治国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笔者认为他从根本上颠倒了黑白,这也“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

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积愚积腐,激怒了有血性的国人,对权势者恨得咬牙切齿。在这种背景下,原来官为“父母”、民为“赤子”的上下关系理念被扫荡,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的理念。仇官心理、仇富心理、仇知心理被发酵膨胀,人际关系的连续统自然地断裂为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社会进入了激烈动荡的无序状态。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和良知往往被熊熊燃烧的仇恨之火所焚毁,投入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自古以来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兴学术。学术在乱世应运而生,其产生和存在的价值就是要给社会开出拨乱反正的药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黑暗动荡,因而促动了孔子主动救世的热情,倡导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连续统,其立足点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要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来规范整个社会,首先是约束那些破坏公理和秩序的统治者,其次也要约束那些破坏公理和秩序的被统治者。追求社会竞争方式的有序性和合理性,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流价值观。为实现秩序和公理的回归,社会付出的作战代价往往非常惨重,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诚所谓“两朝号易千州覆,一将功成万骨枯”。

正因为儒学具有普遍真理的价值,具有“得人心”的效用,任何人都不敢真正地站在他的对立面,所以才有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整体尊孔现象,儒学才会成为人们的“敲门砖”,也就有了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之流的尊孔表演。

阶级斗争的仇恨之火焚毁了人们的判断理性,人们采用了这样简单而荒唐的做法:既然历代统治阶级都尊孔,那么我们就要反孔。进而将儒学的“民本”性质也直指为“官本”性质了。说什么“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样歪曲儒学,割裂民众和儒学的“亲密”关系,造成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这是笔者所不能认可的做法。对于政治流氓们打起尊孔旗号的伪善行为表示愤慨,其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恨流氓而也恨儒学,其做法就不可理解了。难道可以认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的做法吗?和尚自己破了“八戒”,难道是“袈裟”所标志的佛学道理的罪过吗?人们惩罚了破戒的坏和尚,难道还要进而去拆庙烧经吗?

鲁迅先生这样来介绍孔子,既不尊重事实,也缺乏理性思辨的说服力,还为后来的不懂儒学却又猛批儒学者提供了狂轰滥炸的炮弹,不能不令人遗憾。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