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与北岛打赌: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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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5年06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北京四中曾经是北京乃至全中国最有名的高干学校,亦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之一。当时曾在四中读书的北岛,亲眼见证了这所学校中的高干子弟与平民子女在文革期间的大分裂。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北岛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记述了这场暴风雨中十八位北京四中毕业生的人生经历。其中,北岛自己也撰文回忆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揭示了北京四中这所学校中,中共红色贵族的后代,与靠着勤学苦读而进入这所学校就读的平民子弟之间,那种原本“不怎么明显”或“被刻意掩盖”了的内在分裂,被文革推向极端,最终演变为鸿沟的过程。

据书中回忆: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发现这里所有人的衣着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於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红得耀眼。红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这时北岛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压抑,原来就是来自这种隐而未发的优越感。

文章表示,在文革初期,阶级路线被贯彻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上学、参军还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处处受限,根红苗正的人则享有很多便利,而四中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缩影:高干子弟的地位最高,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弟次之,知识分子的后代再次。“黑五类”子女则早已沦为贱民,绝对进不了四中。

文章认为,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正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据回忆,文革开始后,高干、工农兵、知识分子二代都组成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分别称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虽然这三派红卫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话语,一眼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和立场来分析,就能看出这三派红卫兵其实有着各自明确且迥异的政治诉求。

“老兵派”又被称为“第一代红卫兵”,顾名思义,他们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于能通过家庭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政治动向,他们可以先发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著名口号,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们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这个意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门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暂时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老兵派”风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之前被压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红卫兵”横空出世。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门子弟)的政治诉求与“老兵派”(高干子弟)针锋相对。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权阶层”,剥夺红色贵族的权力,“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遇罗克的《出身论》是“第二代红卫兵”的政治纲领。

“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本着“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四三派”、“四四派”由一开始反对“老兵派”,反对官僚阶级,进而发展到反对社会的一切秩序,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他们担心一旦文革结束,旧有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便会死灰复燃。

文章写道:“他们渴望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但‘这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四四派”、“四三派”由于人数众多,在短暂的一致对外后,便无法统一行动,迅速分裂为很多小派别,为争权夺利而开始互相倒戈相向,武斗浪潮随之席卷全国。发展到最后,红卫兵运动渐渐脱离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蛮的权力斗争。

“有的人始终一往无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肉体湮灭。有的则被现实的血腥和残酷所深深震撼,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并痛苦地思索这场运动的意义。”文中这样写道。

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于是便提倡上山下乡,把红卫兵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借此来稀释其破坏力。于是1968年,一批批的红卫兵带着困惑和失落,经火车站离开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远方荒凉且贫瘠的农村,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据回忆,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横飞时,一个已失势的“老兵派”同学依然无比高傲。他极为自信地跟北岛打赌“二十年后见高低”,并称“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北岛在文章最后写道:“也许文革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大部分人看清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甚至连其最引以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张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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