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当日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对令计划“双开”并移送司法部门处理。审查报告显示，令计划涉嫌巨额受贿，为家属谋利；非法获取大量党和国家核心机密；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等。本文是新唐人关于令计划与周永康结盟的报导。
【新唐人2014年12月27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落马被查以来，外界有一种较普遍的说法，称令计划儿子令谷的法拉利车祸，迫使他与当时正因薄熙来垮台而陷入困境的周永康达成某种政治交易，而正是这庄交易促使其政治仕途大逆转。避难于海外的中国自由派法学家、作家袁红冰，半年前曾在其撰写的《台湾生死书》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关于令计划与周永康结盟的内幕。
2014年5月，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袁红冰的新作《台湾生死书》，其中揭露中共政治黑幕的部分，也包括了令计划与周永康结盟的内幕。
据书中揭露，2012年3月14日，令计划奉命率领中央警卫局秘密逮捕薄熙来，并亲自将薄熙来押解至河北沧州，禁锢于38军军营内的临时囚所。此后，令计划又动用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力量，对薄熙来家族的金主徐明实施逮捕，并将徐明交给中共“锦衣卫”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马馼。
文章分析认为，作为胡锦涛的左右手，令计划自然有在中共十八大上升任政治局常委之心。而薄熙来折戟，对令计划来说，是去除了一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过程中，令计划一改往昔谨言慎行的姿态，辣手出击。也因此而招致那些“将薄熙来捧为这个群体的政治明星以及意志的代言人”的太子党的万般憎恶。
文章写道：“令计划乃又一经典的‘官二代’。如前所述，在太子党看来，‘官二代’不过是他们聘来为中共政权看家护院的政治帮佣，家臣走狗。现在，政治帮佣、家臣走狗竟登堂入室，欲鹊巢鸠占，取而代之，太子党群体又怎一个恨字了得。就在令计划指挥逮捕薄熙来之后五天，太子党的复仇之箭便射向令计划。”
于是“年少轻狂”的令谷成为薄熙来余党向令计划复仇的目标。
据披露，2012年3月17日深夜，令谷邀两位藏族美人在三里桥酒吧纵酒。同令谷有“争风吃醋之怨”的陈小虎（中共元帅陈毅之孙），秉承太子党“叔叔伯伯”们要他寻机除掉令计划之子的指令，于当夜借机在令谷和两位藏族美人的酒里投放迷幻剂和催情药，同时还破坏了令谷的法拉利座车的刹车系统，致令谷驾驶的法拉利于3月18日凌晨，在西四环保福寺附近冲撞立交桥桥墩翻覆，令谷当场死亡。
文章分析称：“太子党杀其子，实欲伤令计划之心——所谓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乱必生错。事情发展果如太子党所料。”
接到令谷死讯的令计划如遭“巨雷殛顶”，“他知道，其子与两女祼死于豪华轿车内的消息一旦媒体曝光，势将被炒作成全球性新闻焦点；这意味着自己通向权力之巅的飞黄腾达之路必定横生变量，甚至功亏一篑，饮恨终身。”
于是，“心神大乱，定力全失”的令计划擅自下令出动中央警卫团的部队，迅即赶到事发地点，意欲封锁现场，控制证据，使其子的丑闻消弭于无形。然而，令计划此举触犯了中共的“大忌”，令计划不经调兵程序便擅自调动专供拱卫中央权力中枢，防止宫廷政变的“中共禁卫军”——中央警卫团，与不久前薄熙来擅自调兵围美国领事馆之举一样，都是抱薪救火的举动。
此时，因薄熙来被逮而一时徬徨无计的周永康，获知令计划之子的丑闻后便“灵光一现”，欲与令计划结盟，以度过危机。于是，周永康邀令计划到政法委大楼会面密谈。
文章称，令、周二人的密谈内容如今已然外泄。
据称，周永康借掌警察权和检察权之机，早已完成当代的《百官行述，以备不时之需，要挟之用。此时，周永康把记录了令计划家族成员在山西垄断煤矿，滥权贪渎，作买官鬻爵之掮客以敛财等种种恶行恶状的秘密档案拿给令计划翻阅。
令计划阅后，便以“与其玉石俱焚，不如同舟共济”的原则，与周永康达成交易：周永康助令计划在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列；令计划助周永康同薄熙来切割，全身而退。
“此后，两人密切配合，互为表里，到2012年6月时似乎各得其所：令计划不仅逃过丧子丑闻的威胁，而且经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其跻身中共最高权力寡头集团仿佛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胡锦涛在令计划说服下，有意切割周永康与薄熙来，加之薄熙来坚拒承认政变之罪，周永康全身而退似乎即将成为定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刘源、刘亚洲、张海阳等军中太子党突然半途杀出，各自上书中共中央，指斥令计划为掩饰其子丑行之私事，擅动中央警卫团是“目无党纪国法，肆行无忌，祸乱中央”；同时，太子党更策动中共退休元老出面，谴责令计划教子无方，更质问“令计划无能治家，又怎能治国？”
胡锦涛一筹莫展，“在太子党大言煌煌，证据确凿的逼问下”，胡只提出一个要求：不要让他太难堪，不要逼令计划太甚。
2012年7月，栗战书获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之任命。习近平则通过栗战书，掌控了中共领导层个人的生死安危。两个月后，令计划正式交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虽然仍被任命为统战部长。
另一方面，王立军在审讯中早将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为主宰权力意志进行的密谋和盘托出。2012年秋，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周永康实际上就已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
之后，不肯束手就擒的周永康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他通过自己控制的特务系统，在海外散布温家宝、习近平等家族滥权敛财的丑闻；同时，周永康还在北京官场中广泛散布一个讯信——他已将中共《百官行述》编撰完成，如果中共对他进行政治或者经济整肃，他便将《百官行述》公之于国际社会，让中共千万狗官已经整体沦为贪污犯罪集团的真相，公诸于众。
“周永康本意在于用鱼死网破之态，迫党内政敌知所进退。殊不料，画虎不成反类犬，此举反使其势力陷于孤立无援之境。”文章写道。
中共官场的一众贪官人人自危。恐惧之余，无论太子党，还是“官二代”对周永康都“恨意如炽”，一时间，“个个皆曰周永康可杀”。结果就是周永康弄巧成拙“自绝于千万贪官”。
习近平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剪除周永康遍于政治、经济、司法各领域的党羽。直到2013年秋，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上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提议通过，北京当局对周永康势力的秘密整肃才基本完成，等待的只是公布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