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杀军人”谎言如何炮制?六四戒严军官打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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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6年06月06日讯】27年前,中共为了继续维持其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和中共权贵们的特权与利益,动用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屠杀了为争取民主而在那里绝食请愿的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华夏文摘》曾在其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对戒严部队军官的访谈录,揭开了“六四事件”发生前后的部分历史真相。

2002年6月5日,《华夏文摘》增刊第294期的“见证历史”专栏,发表了《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一文。当年曾是中共戒严部队军官的李晓明,因为良心难安而决定接受媒体的采访,讲出当年他在跟随部队进京戒严的所见所闻。

据这篇访谈录的讲述,“六四事件”发生时,李晓明是中共军队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雷达站站长。当时,他所在的第39集团军116师被派遣到北京参加戒严行动。该部从驻军所在地辽宁省海城县出发时,部队向参与戒严任务的每个人都发了冲锋枪,军官还配有手枪。5月22日早晨6时,部队到达北京市通县三间房军用机场驻扎。此后就基本与外界隔绝,唯一可获得外界消息的途径就是阅读《解放军报》。

6月3日下午,李晓明所在部队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据李晓明回忆,上级下达的命令是“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当时所有参加戒严的士兵都荷枪实弹,而且炮兵、装甲兵、坦克兵一起上,这显然是让部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每一个官兵对此都心知肚明。

部队进军的途中遇到有北京市民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该部的师长也许听到看到了更多情况,他回来后便以收不到上级指示为由,不肯带部队进北京城,而是让部队一直在城外绕行。用这种方式来迂回、婉拒上级的指示。

6月5日清晨6时许,第38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到这个不肯进城的团部来督战,这个部队也被迫出发进城。一路上,李晓明看见许多烧毁的军车、民用车、公交车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几乎不见,但不时从街旁楼内传出喊声:“法西斯、刽子手!”这时,有的士兵便向楼内开枪扫射。楼内的死伤情况不明。

部队来到广场后,李晓明和六连一名排长一起去广场看情况,只见纪念碑四周狼藉一片。纪念碑北侧的大理石台阶和柱子已被坦克车撞坏,履带印在广场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见。他们在垃圾堆里随意翻了一下,就看到了上面有弹洞和斑斑血迹裤子和棉袄。还有其他去打扫广场的士兵回来后也说他们在垃圾下面看到很多滩血迹。

6月7日,李晓明所在的部队奉命由广场向朝阳区方向开进。前面由装甲车开路,每辆军车上都架著机关枪,每个官兵的枪内装满了子弹。当车队行进到建国门立交桥附近,从对面的一个国际饭店楼上传来几声枪声。他们整个车队便停下来,冲锋枪、机关枪一起向楼上开火,如同暴雨一般。“有无死伤,我不清楚。只听说第二天便有大批驻在公寓和驻京的外交人员就匆匆离京回国了。”李晓明回忆说。

当前往采访的记者询问李晓明,当时他们部队在行动的过程中,有没有官兵受伤或死亡时,他回答说:“有,我知道的有三件。一是在部队由山海关向北京进军途中,一名战士给连长买汽水不小心,让部队自己的军车撞死了。二是116师348团崔国政之死。崔国政本是一个炊事兵。在部队,炊事兵总是行动很慢、很懒散。很有可能是他没有跟上部队而遇害。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不是很清楚。第三件是我们于6月7日撤离天安门广场后,驻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校内,一名士兵在驻房内擦枪走火,将我团的另一名战士打死。团里为了掩饰事故,报告上级说是被‘暴徒’打黑枪打死的。崔国政被中央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另两人被授予‘烈士’称号。”

对于中共军队把士兵擦枪走火误杀战友的事故,谎报为被“暴徒”黑枪打死一事,李晓明评论说:“为了政治需要,中共一贯喜欢弄虚做假、浮报功绩。”

他还回忆起另一个荒唐的事件:“六四”之后,部队在朝阳区“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的过程中,有一位街头摆摊卖冷饮的老太太在那里骂这些军人是“法西斯部队”,而被冤作“暴徒”抓进了派出所关押。当时,北京的市民都用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这些执行戒严的军人。就连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是这样。他们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邮局的工作人员也同样以冷冷的眼光藐了他们一眼,说机器坏了,不能拍,拒绝给他们发电报。那时,李晓明就意识到,军人已经成了广大人民痛恨的杀人犯、刽子手,内心羞愧不已。

李晓明回忆说,其实当时部队官兵中有很多人是非常同情学生的。当时他们团6连的一名排长就因为公开在部队中讲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后“被处理回家”;该部队的师长许峰也因婉拒进城戒严而后被迫转业;38军军长则因拒不执行戒严令而被中共的军事法庭判了刑。

责任编辑:唐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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