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官方秘密档案:大饥荒中农民抢粮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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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6年12月20日讯】1958-1962年间,是民间和中西方独立学者认为的“大饥荒时期”,有至少3,600万中国人被饿死。官方和非官方说法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共发动“大跃进”、“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导致这一惨剧的主要原因。

曾有人质疑当年大饥荒的惨烈程度,理由是当时没有出现大量的饥民抢粮和抗争。针对这种质疑,2014年第8期的《炎黄春秋》曾刊登题为《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的文章,描述了在大饥荒中农民为求生存抢粮和抗争的多个事例。

大饥荒中抢粮事件不断

文章称,在大饥荒期间,抢粮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如1959年4月11日,山东省长谭启龙从济宁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省委书记处写信,并请转报党中央、毛泽东:“由于措施失当,生活没有安排好,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有的结伙持枪到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3月22日,金乡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两旁劫车抢粮。”

5月31日,谭启龙又给济宁地委并西部地区各县委写信,说马岭岗公社“春节前后,社员交到食堂的粮食已经用完,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情绪不安,有的准备外流,有的酝酿抢粮”,“春节以后局势更加紧张,到处闹粮紧,80%的户数要国家供应粮食,大批劳力外流,近千头牲口死亡,水肿病发展到1,800多人,扒树皮、吃青苗现象很普遍,社会秩序混乱,抢粮闹事此起彼伏。”

而在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记中也多次写到抢粮和恐慌:

12月12日,“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

12月18日,“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

12月27日,“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

1961年1月28日,王民三在日记中再次写道:“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讲到辽宁省的情况,全省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万多起。沈阳学生吃不饱饭举行罢课,有的绝食斗争。农村吃粮标准只有二两。”

在安徽省,《安徽省志.公安志》总结说:“经济困难时期……哄抢事件尤其是哄抢粮食、食物的现象多有发生。

仅在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

196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和兰州铁路局联合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铁路运粮的车被抢、被窃十分严重。据统计1-11月共发生案件782起,其中抢夺、偷粮436起,损失成包粮食13.3万斤……

1961年1月24日晨8时30分,甘肃省公安厅向甘肃省委、西北局政法组、公安部汇报:元月以来,我省铁路沿线,特别是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等车站和一些错误、困难严重的地区,群众性的抢劫事件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生500多起,损失粮食近百万斤……涉及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全局动荡,社会混乱。大部分县、市和车站都发生了问题。武威车站由上旬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到20日增至四千多人,由小偷小摸到成群结队地公开抢劫,以至发展到整个列车被劫。

农民反抗 地方志记录表述隐晦

文章还称,1958-1962的大饥荒年间,地方志的大事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起义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为多。这些记载,大多表述隐讳,语焉不详,但也有一些透露出与缺粮、抢粮有关。

如贵州遵义专区多部县志就提到了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和“暴乱”:1959年11月,习水县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区前丰生产队转业军人李泽江、李银江兄弟等为首组织的“中国工农党、反产起义军”17人被捕获。“首犯李泽江、李银江早在10月就公开与党对抗。上级布置征购任务,他们不但不积极发动群众运粮入仓,反而在群众中煽动说‘不解决口粮,还要运粮入仓’‘要粮只有组织起来到官渡去背’。

1960年8月15日,织金、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以代天荣、何昌雄为首组织“忠勇人民起义军”,聚众暴乱,抢劫商店、粮库。暴乱波及4个公社。

四川涪陵专区石柱县的记载,则明确指明反抗的目标是“抢劫国家粮食物资”:1960年12月25日,以陈树清为首的百余人,在黄水农场六大队破坏电讯,吊打干部,抢劫国家粮食物资。陈树清在翌年12月24日被枪决。

而在甘肃省,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就达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

大饥荒人吃人的惨景

外界认为,这场大饥荒中最恐怖还是人吃人的现象。

《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

《中国大饥荒,1958∼1962》一书写道:人吃人当时是很普遍的,“河南信阳、安徽、四川、甘肃很多人吃人的事例。他们活下来的人说几乎是村村都有吃人,有时候是吃自己的孩子。”

(记者蓝铭浩报导/责任编辑:曲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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