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价有多黑?医生回扣近5成 医院最高赚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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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6年12月26日讯】中国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愈演愈烈,导致医患矛盾严重,暴力冲突不断。中共媒体披露,中国民众看病的药钱,4成左右成了医生的回扣,甚至有些医院所进的药品,医院赚取高达千倍的利润。

大陆媒体12月24日报导,记者历时8个月调查了上海、湖南两地的6家大型医院,发现上海某知名医院每年的门诊量超过400万人次,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个“特殊患者”–医药代表。

他们一般都是在中午或医生下班前出现,1小时内要进两三个诊室,并只有在诊室没有患者时才进入。

在该医院神经内科的一个诊室,虽然已经是下班时间,诊室里也没有患者,但是医生并没有离开。除了医生,诊室里还聚集了十几个医药代表,他们都在和医生聊著用药量的话题,有的在医生的电脑上查询其用药情况。

该医院其它各专家门诊也有不少医药代表出入,谈著同样的话题。

各科室的实际用药情况在业内称为“统方”,即核算每名医生一个月的用药量。医药代表代理的每种药品,一般有十几甚至上百名医生使用。

医药代表一天平均只能找到3至4名医生,因此他们几乎天天都到医院蹲守,对各个科室进行“统方”。医生开出处方后,只要患者购买了药品,医药代表就能获取近10%左右的提成。而医药代表送给医生的信封里装的就是药品回扣。

报导称,在对上海市4家医院的近百名医药代表进行的跟踪调查中,发现他们进诊室后,几乎都是送信封给医生。其中,一个医药代表在不到1个小时内,给3名医生送信封。而一医生在3分钟内就收到了4名医药代表送来的信封。

如一种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标价129元,医生拿到45元的回扣,即回扣占到了药品价格的35%左右。医药代表称,自费的药,回扣最少是自费的30%、40%、45%。

而这么高比例的药品回扣返给医生,并不仅仅在上海发生,在湖南长沙一家知名医院,一名医药代表向央视记者透露,他们返给医生的药品回扣,比例高的也在40%左右。

此前大陆媒体也曾重庆某区医院管理中心主任坦承,医生回扣一般会占到药品价格的40%-50%。

一家知名制药企业负责人说,药品越贵,医院收入越多,医务人员回扣越多,越能激励医生多开处方,药品的销量也就越高。

而那些“吃不死、治不好、价格高、回扣多”的药,最受医生欢迎。在各个环节上支付的“成本费”,最后都计入药价,由患者承担。

201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曾痛批大陆医生靠卖药吃饭。

钟南山批评称,医改这么多年,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医护人员积极性等问题基本没有解决,“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

钟南山认为,根据他的实际调查,目前医生收入水平相对合理,收入来源却不合理。不合理的收入来源体现在药费差价、分解麻醉手术程序等上面。国际上的医生靠技术吃饭,而国内医生靠卖药、使用设备等为生。

东方网曾刊文称,造成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是医药系统的利益链。基本药物制度与集中招标制度是药品流通环节臃肿、腐败的死穴。不少药厂和药商,药商与招标人员、医生之间,已经结成顽固的利益同盟。整个行业形成无形的大利益同盟。

看病贵药价虚高

安徽省太和县是全国最大的药品集散地,这里可以买到国内外4,000多家药厂生产的25,000多种药品,而药品价格远远低于一些大城市医院的中标价。

有医药公司销售人员称,如苯扎贝特片,供货价是14元,经过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中标价为60元,是市场价的4.3倍。一些用于心脑血管、抗感染等疾病治疗的常用药,中标价最高达市场批发价的逾10倍。

一家药厂生产的治疗妇科病的常用药出厂价7元,中标价高达56元,中间利润超过了800%,差价被分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某种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52元,中标价为16元,医院零售价为18.4元,中间利润超过3,400%。

山东方明药业股分有限公司生产的某种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高达6,500%以上。

还有更惊人的,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产自山东圣鲁制药厂的“葡醛酸钠注射液”零售价格为7.39元,而其生产价只有0.08元,其利润高达9,137.5%。

凤凰网3月份曾评论说,由5,000家制药企业延伸出的医药利益链条堪称庞大,左右著医药价格的最终形成。药价改革的症结在于巨额利益难以均衡,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垄断与腐败构筑的暴利空间等因素,使得多年来的药价改革越看越糊涂。

从而也导致医患矛盾严重,暴力冲突不断。

据大陆媒体报导,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医院年均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对此,卫计委与公安部联合发出过医院安全指引,要求每家医院每20张病床至少配备一名保安,甚至有医院医护人员佩戴钢盔上班。但各种防护手段仍然无法制止悲剧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4月,见诸报端的医疗暴力事件就多达13起,没有被曝光的更是难以计数。

对于接连爆发的暴力伤医事件,民众的观点趋于两级化,大部分民众将矛盾指向医院和医生,认为医德沦丧,医院唯利是图。也有少数观点将根源归结在中国医疗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方面,认为不该将怨气发泄在医生身上。

有分析指出,中国特殊的医疗体制、落后的医疗保障体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社会整体道德下滑以及市场经济对医生价值观冲击等,一方面造成了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部分医院和医生的腐败,致使公众对中国整体医疗体系失去信任。客观来说,医患纠纷中的医生和患者都是制度的受害者。

北京律师兰志学曾分析,目前大陆的医疗体制、社会制度,还有文化和信仰背景,以及一些风俗习惯,或者特有的社会背景,导致现在的医患纠纷和其他国家的医患纠纷不同,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缺乏信任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于这种社会的体制、社会道德的伦丧、信仰的严重缺失。

他还说:“一个没有正常信仰的国家,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它一切都没有可靠性,没有可以信任的。尤其是在无神论这样的社会里面,人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说无论是患者,还是弱势群体,对于强势的社会层面他是不信任的,一旦出现问题了,又没有其他的证据相佐证,就会导致各种猜测都出现。”

“另外,医疗部门又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对患者生命安全的忽视,在矛盾和纠纷出现之后不能真正的以人为本,考量患者一方的关切,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医患纠纷的矛盾。”

(记者李韵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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