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关心】2017中国政治将到来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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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7年01月10日讯】【世事关心】(410)2017中国政治将到来的变局:日历翻到2017,中共十九大进入倒计时。从2016年11月份开始,新机构“国家监察委”上线试运行,它是否为中共十九大上要发生的权力变更,乃至体制变更打亮了信号灯呢?

文昭(新唐人资深评论员):“原来这个权力体系是个方的,你给它拧出一个弧度出来,原来这个东西僵化程度很高,一变形就容易产生裂缝。”

从2016年社会聚焦的几起热点事件,能否看出悄然之间人心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

胡平(《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这些案子都告诉大家,在中国政府制造冤假错案是多么容易,明明制造了冤假错案,要纠正是多么多么的困难。”

2017年,改变是一件确定的事,剩下的问题是,它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萧茗(Host/Simone Ga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世事关心》,我是萧茗。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刚刚过去的2016年的全球政治就是“变”,如果用两个字来总结,就是“惊变”。英国脱欧、川普当选、意大利公投、欧洲右翼掘起、韩国总统被弹核,这些出人意料的“黑天鹅事件”,它们的后果肯定会延续到2017年,变化总会带来更多的变化。再看中国,2017年政治层面的改变也必定会发生,因为秋天要召开中共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层权力的又一轮更叠已经板上钉钉。从2016年秋天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后,一些权力架构和人事的变更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博奕与较量必定在今年秋天以前步步达到高潮。所以问题的重点是,这些政治层面的改变将怎样发生,又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一集的《世事关心》我们将从几个不同角度加以探讨。

中文国际(新闻视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试点方案,将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委员会合署办公,与司法机关协调衔接……”

所谓“国家监察委员会”,是2016年中国大陆政治生态里的新事物,新开张的以“国”字开头的委员会,它是习近平主政以来的第二个。第一个是2013年11月份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2016年的10月27日结束,会议公告提出了设立国家级监察机关的概念。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并称。不到2个星期后,11月7日就宣布在三个地方试点所谓“监察体制改革”,节奏不可谓不快。

简单梳理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政府体系内的行政监察机关和党内的纪律检查机构形式上几经分合,但大多数时间都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1954年中共政府在国务院架构内部设立监察部,处理对各级政府机关、公务员的申诉、投诉,履行调查权、建议权和行政处分权。1959年监察部被撤销,其职能完全由中纪委的前身、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接手。文革以后的1986年,监察部又重新被设立,而且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在党政分离思想的倡导下,监察部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分立长达6年之久。从1993年起,监察部与纪委又合署办公,合二为一。从那时起这种状况维系了20几年,直到2016年中共的监察体制才又起了新变化。

萧茗(Host/Simone Gao):所谓国家监察委的成立,是否意味着2017年中共的政治生态会发生大的改变呢?来听一下本台资深评论员文昭的看法。

萧茗(Host/Simone Gao):“从去年年底开始试点的所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以往相比,算不算一次大的变化?以及,您觉得它是不是意味着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还有更大的变化会出现呢?“

文昭(新唐人资深评论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到来。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看到习近平所谓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2013年他设立了国安委,居然迟迟没公布来自军方的委员名单,随后他就军队高层反腐,直到对整个军事体制做了60年没有的大改动,把军队打造成他想要的样子。现在国家监察委员会也是一个国字头的机构,所以我想也会遵循军改的逻辑思路展开。国家监察委员会也是没有提到名单的问题,只是开始试点。至于机构的全面搭建、纪检工作运行方式的切换会在十九大以后完成。那时候习、王大权巩固,又是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过程会比较快完成。设立监察委,实质上是给纪委扩权了,之前他们总是面对着双规违法、纪检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之类的指责,现在给纪委头上直接加上国家监察这个头衔,从形式上摆脱了所谓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矛盾的问题。但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军改一样,都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所以总前提不变。但是毕竟是让权力运行方式有所改变了,在共产党体制内算是一个体制变革,一个东西如果僵化程度很高,相当于让它变形了,原来这个权力体是方的,你给它拧出一个弧度出来,原来这个东西它僵化程度很高,它一变形容易产生裂缝,所以说有可能带来后续的深远影响。”

在监察体制的《试点改革方案》里,将这次改革称为“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的重点是,“将纪、法分开”。有国内的所谓“反腐专家”称赞这次改革意义深远,是“同体监督”、迈向“异体监督”的一大步。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所以说三个省市监察委员会的试点,就是一个贯彻六中全会,把过去的同体监督、变为异体监督的一种政治体制改革。”

也有香港媒体将这次监察体制改革称为“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也有分析认为,这种“顶层设计”也是为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量身定制的,由于新设的监察委是由各级人大产生的,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之后,王岐山很可能接替张德江同时执掌人大和监察委,成为体制内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超强实力派人物。

萧茗(Host/Simone Gao):关于设立这个“国家监察委”将带来怎样后续的变化,再来听一下《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先生的看法。

萧茗(Host/Simone Gao):“您认为去年年底突击设立的这个“国家监察委”和今年的中共十九大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胡平先生(《北京之春》名誉主编):“我想它主要目的还是强化反腐败,所谓整顿立制的目的。它和今年要开的十九大,大家很关心的一点是王岐山会不会继续连任,按照党内不成文的规矩‘七上八下’,今年王岐山已经68岁了,照过去的规矩就该下来了,但就目前情况看习近平显然还离不开王岐山,那么王岐山很可能打破这个规矩连任。与此同时就需要有相应的部门做一些调整,中纪委和政府的监察机构,它们做的很多事是重合的,过去主要是中纪委扮演这种角色,我想他成立国家监察委大概也是想把这两个合一合,然后为王岐山在下十九大后做一个铺垫,多半有这个意思。”

萧茗(Host/Simone Gao):“有人将‘国家监察委’的设立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您认为这种所谓‘顶层设计’的改变,能否带来中共权力体系实质的变化吗?”

胡平先生(《北京之春》名誉主编):“我认为不会带来中共权力实质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所谈的,一般人说的政治改革,主要是含有民主、自由的改革,我们才称之为‘政治改革’,不含有这种因素的改革,我们知道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进行着,有时是处于形势的变化,有时是处于权力斗争。像文革中,曾经一度国家主席都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次关于国家这方面的改革,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出有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的意义。”

2016年几起案件牵动人心、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下节继续探讨。

雷洋、聂树斌、贾敬龙。这几个名字都是2016年中国网际网路的热搜词,他们的故事也是2016年中国网民讨论的热点。这几个年青人身上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生命。第二,他们的死亡都直接与政府、与公权力有关。第三,他们的遭遇都涉及司法公正的问题。因此这三个在生前默默无闻的年青人才吸引了如此多人的关注,作为社会广大中下阶层的镜子,他们的故事映射出了普通大众的处境、以及人们在政府权力威压之下强烈的不安全感。

聂树斌,如果活到今天应该是40岁出头,但他的生命被终结在22年前,那年他被指控犯有强奸杀人罪,被判处、并执行死刑,那年他还没满21岁。从那时开始,聂树斌的家人和律师走上了漫长的申冤路。早在2005年,聂树斌案的真凶就因为别的案子而落网,也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聂树彬被冤杀的真相早在距今10年前就已经大白于天下,可是由于涉及到整个司法体系的责任,法院就是迟迟不改判。甚至出现了人类司法史上的一个千古奇观:真凶已经落网,而且不断向法庭证明自己才是罪人,而检查官却想力证其无罪。直到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才撤销对聂树斌的原判决,改判无罪。

贾敬龙,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结婚的新房在2013年的旧房改造工程中被强拆,他之后上访、申诉了近两年时间无人理会,2015年他用改装的射钉枪打死了指挥强拆的村干部,被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尽管众多法律界人士上书,呼吁刀下留人,认为贾敬龙罪不至死,他还是在2016年11月被执行了死刑。

在这几个人当中,雷洋的故事最为曲折。这位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2009级研究生,生前在微信“朋友圈”里曾声称不关心政治、不说“负能量”的话。2016年5月份,他被警察怀疑嫖娼,在拘捕过程中非正常死亡,开始警方拒绝承认有过失,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涉案的五名警察被立案侦察。可在年底的时候北京丰台检察院又以“犯罪情节轻微,能够认罪悔罪”为由,对五名警察不提起诉讼,只做党纪和行政处分。致使舆论再度大哗。雷洋的家属先是表示不接受这个结果,稍后又表示放弃追究。香港《明报》批露,雷洋家属接受了总值近40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赔偿,因此襟声。

习近平:“我们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力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2017年元旦的新年献词中,习近平再提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对雷洋案的讨论成为一起跨年舆论事件,对司法公正的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萧茗(Host/Simone Gao):关于雷洋、贾敬龙等案件的意义,先来听一下本台资深评论员文昭的分析。

萧茗(Host/Simone Gao):“其实每年都会有些社会不公事件受到民间的讨论,但关于聂树斌、贾敬龙、雷洋等案件,您认为民间舆论是否有些不同以往的特点?又有什么意义呢?”

文昭(新唐人资深评论员):“我觉得2016年民间舆论的特点不是在于情绪是不是更激烈,也不在于编了什么新段子。而是在于兴奋点的对比。比如2016年在反腐领域,有在职的上将王建平被抓、天津代市长王兴国被抓,全年36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抓,数量仅次于2014年,力度也不算小。但是网民们并没有对这些事倾注多少兴趣。2016年军队改革也是大刀阔斧的进行,网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社会关注的消息是什么,第一是像雾霾这种事情;第二是一些社会的八卦新闻;再有就是关于雷洋、贾敬龙、聂树斌这些案子,这说明民众感到反腐之类的事,那只是官场自的事情,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现实处境的改变,和老百姓无关。过去靠反腐宣传来凝聚民众对政权信心这种做法,进入边际效益递减的阶段。民众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品质的改善:收入的增加、空气变干净、社会更公正、每个人都更有尊严和安全感。这种民心的转变也输出一个压力,反腐已经得罪了官心,要是也不能维系民心,从长远来说对当政者来说就是个问题,那麽他确实需要做更多的体制性的突破。”

萧茗(Host/Simone Gao):“那些发生过的事,会毫无结果地烟消云散吗,听一下胡平先生的看法。

萧茗(Host/Simone Gao):“雷洋、聂树斌、贾敬龙等案,您认为它是发生了就完了,还是真的会带来一些潜在的改变?”

胡平先生(《北京之春》名誉主编):“我想它当然不会结束,它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变化。这些案子都告诉大家,在中国政府制造冤假错案是多么容易,明明制造了冤假错案,要加以纠正是多么多么的困难。

而且这几个案子有涉及到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像雷洋案子引人注目的原因是为涉及到中产阶级,很多来时体制内担任工作的人,过去他们认为他们是比较安全的,雷洋案告诉大家其实他们也是不安全的。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平时在中国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像我们提到的这三个案子并不是恶劣的,正因为他们不是最恶劣,不属于敏感词,在国内的网路就可以广泛的流传,政府不可能把这些案子一开始就把它过滤掉,所以网民利用网路造出一定的声势,反比政府做一些那怕是很有限的改进。我们知道中国有更多的比这个可恶、恶劣百倍的一些案子,包括对异议人士的审判、对维权律师的审判,像前阶段彭明在狱中离奇的死亡,据说器官都被摘除、另外还有对法轮功的这种打压,这些案子都比刚才谈到的几个案子更恶劣、更普遍。”

2017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变化还会从别的维度上发生吗。

萧茗(Host/Simone Gao):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局改变的端倪,最先会从某些政策和人事的变化上体现出来。那麽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头几天这段时间内,这方面的变化有哪些呢?它又是哪方面压力的体现呢?先请雪莉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雪莉:谢谢萧茗。2017年还真是一开门就有新政策,新年的第一个变化就出在外汇管理政策上。之前有很多传闻,说中国居民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会缩减,新年伊始,这个情况暂时没有发生,但是却迎来了更复杂的购汇流程。每个人在购买外汇时,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购汇申请书》,其中有两条规定值得注意,一是不得出借本人的额度帮别人购汇;二是不得用于境外买房、和证券、人寿保险等投资。这个举措显然和近两年中国资本大举外流,以及和美联储加息、资本外流压力增大有关。

雪莉:官场方面,去年11月份国务院有四个部的部长换人,比较值得注意的有财政部部长,由楼继伟换成原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当时楼继伟正在国外访问,他突然被免职令很多人意外。另一个敏感部门是国安部,原部长耿惠昌被罢免,换上了中纪委常委、副书记陈文清。纪检系统的人正式接了国安系统的班。

雪莉:此外还有两个人身价看涨,一个是黄奇帆,他在2016年12月30日辞去重庆市长职务,传闻他将进京担任国务院秘书长。这位和薄熙来当年搭档,成了当今中共官场罕见的不倒翁。另一个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从去年开始就有海外媒体不断猜测,他在中共十九大上有可能晋升政治局常委。这两个人都是当前执政集团里,被认为有一定经济才干的人,他们的仕途看涨了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

萧茗(Host/Simone Gao):谢谢雪莉。关于当前的人事任免所预示的政局前景,先来听胡平先生的看法。

萧茗(Host/Simone Gao):“从去年11月份开始,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换人,您认为这轮调整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胡平先生(《北京之春》名誉主编):“我想换人主要还是习近平要强化他的权力,换上他比较信任的人,因为我们在中国这种体制之下,习近平在上台之前不可能有自己的班底,那么等他上台之后,当然希望各个方面用他自己的人,这种一般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对现有的机构做某种变化,把这个变成那个,或者设立一些所谓小组,把原有的机构架空。另外就是直接换人,通过这个办法加强个人权力。我们知道现在共产党这种体制,他和民主制度相差相当远,不能相比,就古代的帝制都不能相比,古代的帝制毕竟有这么多的经验,包括对官员的腐败问题、滥权问题也设立很多监督的机制。只是过去帝制最大的毛病就是它的监督只限于对各级官员,而对皇帝本身是没有监督的。而现在中共的体制就连对官员的监督都不能做的很好,现在总书记的位置和过去皇帝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就造成中国现在出现很多情况,比起过去帝制时代还更糟糕,所以告诉我们除非中国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建立起民主的制度,否则我们在中国社会上弥漫的各种恶劣现象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纠正。”

萧茗(Host/Simone Gao):最后来听一下文昭的分析。

萧茗(Host/Simone Gao):“中共官场近期的人事变更,您认为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文昭(新唐人资深评论员):“当然首先是巩固权力的需要,之前没顾得过来国务院这个体系,现在腾出手来了。过去的国安部架构是在江泽民时代形成的,被周永康把持。之前两年也对国安部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清洗清洗,抓了马建、梁克等人。现在是纪委的人直接接管了国安部。民政部也是了,现任部长黄树贤,2013年是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和监察部就是同一班人,现在也是中纪委出来的人直接接管了政府部门。从一个角度看这是在为王岐山十九大留任政治局常委以后做人事铺垫,到时候王岐山的影响力就跨人大、监察委、国务院,他本人也是金融干部出身,搞经济也有一套,到时候在经济决策方面也会发挥一定的影响。黄奇帆和汪洋的仕途也比较看好,都是要用其才干,解决经济上的困境。”

萧茗(Host/Simone Gao):“能否总结一下,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推动中国政局发生变化?”

文昭(新唐人资深评论员):“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会是推动内部斗争进一步展的关键因素。这一届不仅是谁上谁下的问题,而是还有一些内部规则的变化,像打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和监察体制改革,这样涉及到体制内权力重新分配和运行方式的改变。这些变化长远的来说作用于习近平未来能不能打破两届任期制的限制问题,习近平现在是核心当然他有更强的砝码,但对于江泽民一派来说现在不争未来更没机会。现在各派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博弈的高潮会出现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和秋天的十九大之间的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可能导致变化的因素来源于外部,就是川普的就任,川普上任以后肯定在中美贸易上有所动作。可中共这边是供给侧改革还没有完成,去产能、去库存的负担还很重,向欧美倾销过剩产品的做法也难以刹车,所以贸易摩擦很难避免。现在中共是等著美国怎么做,再考虑对策,不会主动改变什么,是等著矛盾先起来,再想办法解决。外部环境的改变,也会作用于国内的政治环境。”

萧茗(Host/Simone Gao):2016年的世界政坛的那些“黑天鹅”事件,给人的一个直观印象是,当世界开始转向,变化到来的时候,它往往是突然而至的,比人们预想的要快。那麽对于已经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中国,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呢?答案将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呈现。谢谢收看这一期的《世事关心》,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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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宋元晦
撰稿:宋元晦
剪辑:柏妮郭敬宏力Lynn Lin
摄影:Simpson Liu
特效:Harrison Sun
特效:Harrison Sun
文稿整理:Merry Jiang
合成:Sherry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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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电视台世事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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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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