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镇涛:红军创建人之一的龚楚为何要抛弃中共?(下)

中共对民众的残忍,让以耕读传家、具有传统人文关怀的龚楚感到绝望,而中共对自己人清洗的惨烈,更让龚楚感到寒心而最终选择抛弃中共

以下是龚楚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

一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林野年轻有为,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此外,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内部整肃的残酷,让处于险恶环境中的龚楚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里去?周围左右满布着的特务密网,甚至为我铺床叠被,招呼无微不至的特务员,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谭震林指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天特务”,任何行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会踏上李明瑞的覆辙了,所以我唯有耐心忍着。”

虽然自己身处险境,但善良的天性仍驱使着龚楚冒险救人于生死边缘。

据龚楚回忆:“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项英含笑问我:“到那里呀!”我故意伸一伸懒腰说:“带久了兵,不惯坐办公桌,好久没有到外边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马,松松筋骨”。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抬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1935年1月初,中共中央指示,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突围转移至湘粤桂边地区,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建立新根据地。并在该区设立本党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总指挥部,该区之党政军事宜,即由龚楚负责。

两个月后,建立了由郴县以西的黄茅至临武以北,转入蓝山、江华、连县边区,长达四百多里,横跨五县广大山区的湘粤桂边区根据地。

龚楚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国军一时无力也无法向这毗连三省的山区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然而在这种情势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将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命运,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有些人便忧郁恐惧,终日在愁城中过日子,让无情的现实,残酷地啃噬着他们的灵魂。他们不想脱离黑暗,寻找光明吗?可怜的是,他们全受着特务员的监视,恐怕光明还没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残。

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只要稍存半点民族意识,对于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和遥遥控制的第三国际,无不心怀愤恨的。而以改造社会拯救同胞为革命出发点的我,对于中共这多年来的残酷手段,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假如是为了革命而战死沙场,则死何足惜,可是他们的生命竟无辜断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这里,真令人不寒而栗!虽然我现在负荷着三省党政军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实不容许长此这样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仿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因此,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在逃亡之前,龚楚还给自己的部属留下一封信,希望他们能醒悟。信上大意说:“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定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的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得到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这段历史,惨绝人寰,读来令人心碎,这是否是龚楚为自己开脱肆意编造出来的呢?据悉,毛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这段被曾经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揭示出来的真实历史,给我们仍生活在中共谎言及恐吓下的现代的人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道德的,而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注重人性中善良、正直等价值取向的人们最终会选择抛弃中共,这正是中共最为惧怕的。

正如海外时评人章天亮博士在《2017年寄语中国(2)文化篇》所论述的那样:当人们以传统的价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为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这个邪教不仅戕害了八千万的生命,更是以毁灭传统文化达到毁掉民族和国家的犯罪集团。这个政权也就会在千夫所指中解体。

这或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让多次大难不死的龚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及对人性与党性的反思,为后人留下的启示。

(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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