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枪决的指挥家——陆洪恩

FacebookPrintFont Size繁体

【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讯】陆洪恩(1919—1968),天主教徒,曾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副团长,是文革中被公开枪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曾说:“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假如,当年,他选择留在奥地利,他便可以在自由的阳光下,享受音乐的美好与平和。然而,一切都在痛苦后归于沉寂。他的骨灰盒里,只有一根指挥棒。

公判大会

1968年4月27日,在上海市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了公判大会,判处七名现行反革命罪犯死刑,立即执行。他们是:柳友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陆洪恩,杨望义,张鹏宏。当时,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这场集体屠杀作了现场转播,判决公告贴满大街小巷。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4月28日,《解放日报》发文描述如下:“参加大会的和会场外收看电视实况转播的革命群众,不断振臂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据难友刘文忠介绍,陆洪恩在被枪毙以前是游街的,“沿着淮海路一直用卡车游街到龙华机场那里的枪杀地方把他枪杀。”

“运动”中的音乐人

陆洪恩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少时入读法国人开办的徐汇公学,后考进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键盘系,1941年毕业。他多才多艺,不仅展现出音乐才华,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初任定音鼓演奏员,后于1953年起担任乐团副指挥,第二年任交响乐队副队长。陆洪恩在排练时要求十分严格,因此保证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他热情正直,为人诚恳,不摆架子,赢得了同事的认可和好评。

1956年,陆洪恩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赴京参加全国音乐周的演出,特别为各国使节进行了一次专场交响音乐会表演,反响热烈。在此后几年里,陆洪恩经常与苏联、捷克、波兰等国的音乐家联合演出,工作繁忙。1959年,陆洪恩创作了大型管弦乐《年年欢》,向祖国献礼。

陆洪恩心无城府,实话实说,自然在一连串的“运动”中留下了不少“辫子”。

1957年反右整风至1963年间,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和陆洪恩都主张“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陆洪恩曾提出:“乐团每天5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他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但是,后来,陆洪恩的观点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1962年,上海交响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陆洪恩直率地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这话又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1965年1月,陆洪恩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把他绑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后来,上海交响乐团派人把陆洪恩送到上海精神病医院,陆洪恩被诊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陆洪恩住院两个多月,病情缓解很多,出院后返回单位上班,不再担任指挥。1966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可是上海交响乐团通知他的妻弟:不要送医院,不用你管。

1966年5月28日,早晨的天空浮动着阴霾。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陆于为轻声对陆洪恩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因为他听母亲说,两天前,爸爸在政治学习时讲了一些真话,遭到批判。陆洪恩轻轻地抚着他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儿子目送父亲步出家门,这一去竟成永别。

那是一个星期六,乐团学习讨论《评“三家村”》。在会上,一些陌生人气势汹汹地批判陆洪恩是“修正主义”,陆洪恩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

后来,他又喊了一声“修正主义万岁!”当时人们惊呆了,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人们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将陆洪恩扭送到公安局、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监号1598—最后的话

在这里,他没有名字,他是“1598”。音乐,支撑着他,度过黑牢中的漫漫长夜。两年的囚禁,毒打侮辱,使年富力强的他变成了衰弱老翁:身体瘦削佝偻、头发变白脱落、脸色枯黄、目光浑浊。尽管虚弱无力,双手常被反铐背后,他还是经常哼起世界名曲,从乐声中汲取力量。

在狱中,年轻难友刘文忠对他关照有加。每当夜深时,刘文忠就偷偷地帮助陆洪恩把反铐转成正铐,这是他从另一位难友那里学会的技术,这样陆洪恩才能落地睡上一会儿。陆洪恩向他介绍音乐知识、讲解人生课程,刘文忠佩服老陆的铁骨铮铮,两人在患难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一天深夜,陆洪恩泣不成声地对刘文忠说:“小兄弟,蒙你照顾我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帮我转告家人,我是怎么样死在监狱的。”

选择生死的这一天到了。同监房的14个犯人被叫到训导室,席地而坐。桌子后面坐着训导员、审讯员和另一个上面派来的人。训导员为陆洪恩定了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恶狠狠地问:“1598,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个态!”

短暂的沉默过后,音乐家慷慨激昂,开口演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自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侮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建国以来,他从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从海外归来竭力忠贞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着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难友刘文忠

1967年1月,19岁的政治犯刘文忠结识了48岁的“反革命”陆洪恩。当年,刘文忠因为帮助哥哥刘文辉复写反对文革的信件而被捕。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一位音乐家成为忘年知己,而他们的交流场所竟是监狱。

陆洪恩把音乐的光亮带到了铁牢。他向同监难友们介绍西方的音乐大师、音乐流派,讲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芭蕾舞等等。从这位师长身上,刘文忠第一次体会到了音乐的力量和对正义的渴望。他目睹了陆洪恩受到的残酷折磨,深深敬佩他不屈的意志。

“这两年中,不夸张的说,他三分之一时间是受罚的。也就是戴铐子,不是前铐就是后铐,他吃饭睡觉或是大小便都要我服侍他。那时我是个小兄弟,我帮他是应该的,再说我从他身上也接受了很多知识。他年纪大、经历的世面比较多。”

刘文忠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陆洪恩的悲惨遭遇。“可怜的陆洪恩老师,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却顾不得自己伤痛,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他是贺绿汀的陪斗对象。他一向尊重贺绿汀,所以虽是师兄弟关系,后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革命师生责令他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绿汀表功,说贺绿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狠毒施暴。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毫不记恨在心。”

又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罪行。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他的这番话招来革命造反派的毒打。刘文忠写道:“造反派们叫嚣:‘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当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就这样,陆洪恩被频繁揪斗,每次都因耿直抗争而遭暴打,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训斥他说:“每次批斗,每次都不老实,还要放毒,非得反铐不可!”

陆洪恩在临终前,托付刘文忠两件事:第一,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陆洪恩提到,他曾经带团去奥地利演出,本来有机会出逃欧洲,这成了他的一件憾事。第二,帮他寻找去了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刘文忠历经13年牢狱,重见天日。他信守承诺,完成了陆洪恩的嘱托。2002年的一天,刘文忠来到了维也纳中央公墓。在贝多芬的墓碑前,他摆放鲜花,喃喃低语,向音乐大师献上一位逝去的中国音乐人的敬仰。

2004年底,刘文忠在海外出版了传记文学《风雨人生路》,其中有两节详述了陆洪恩走上刑场的一幕。2005年2月底,王友琴女士读到此书后,立刻向他转告了陆洪恩儿子的讯息,再加上当年难友陈古魁(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的帮助,刘文忠终于和陆于为相见。

当陆于为听到父亲的遗托和牢狱惨状时,泪流不止。他告诉刘文忠:37年过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静、认命的生活被掀起了波澜,心灵被震撼。陆于为反复读了《风雨人生路》后,彻夜难眠,痛苦不堪。他说:“想不到父亲死得这么惨,这么苦,这么壮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对文革遗忘得这么快!”

37年前,陆洪恩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后,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受到株连。16岁的陆于为被发配新疆,13年后,陆洪恩平反,他才被批准回到上海。陆于为说:“父亲没有留下骨灰,没有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我一根父亲用过的指挥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亲,身心憔悴,疾病缠身后去世了,一场文革灾难使我家破人亡。”

陆于为是一名画师,在相对平静的生活里,文革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他被岁月磨平了斗志,他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疑问。“残酷惨烈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变得胆小谨慎,没有了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父亲究竟干了什么?造成张春桥等人非要杀他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读了刘先生的《风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愤恨,但又无奈。记得上海文化局为我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遭到有关部门拒绝。我真无可奈何!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醒腥风血雨。”

追寻晴空

1979年,经过陆洪恩妻弟胡国定的再三申诉,陆洪恩的冤案终得重审和彻底平反。1979年9月26日下午,陆洪恩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许多陆洪恩的生前友好都送了花圈。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含泪致悼词。大会宣布,“推倒强加于陆洪恩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陆洪恩妻子的表妹林志明曾发表长文纪念这位音乐家。1979年10月29日,黄贻钧在给林志明的信中说:“十年浩劫,死者万千,洪恩是其中之一。他被害后无人敢去收殓,至今不知骨埋何处?幸存者想去他墓前‘献上一朵小小的白花’也不可能。他死得真惨!”

有资料显示,根据一项内部统计,在文革中,上海市一共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刘文忠说:“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做“文革”健忘症人。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良知,没有忘记陆洪恩。网友“标心者”称:这才是中国的脊梁。“百折不挠的老太太”写:陆洪恩,敬你“红色恐怖”之下的健全的人格!还有人说:文革十年是中国人民的恶梦,独裁者对人民肆意奴役的年代!“寒夜里一声叹息”说,文革屈死的冤魂依旧飘在灾难深重的天空,天空如何晴朗!

正义,不会忘记陆洪恩。一曲慷慨悲歌,燃烧生命,写下壮怀激烈。敬仰与怀念,在追忆中,穿越悲伤的泪,祈望光明与祥和。

汹涌红潮,吞噬宝贵的生命,扼杀心灵的自由,投下恐怖的阴影,扑灭信仰和真诚。数不清的冤案,蹂躏千百万个体和家庭,制造无尽的惨烈哀怨。红祸不止,苦痛难终。

参考资料:

维基百科

互动百科

王友琴:《陆洪恩之死》,2001年。

江涛:《指挥家陆洪恩的一生》,开放杂志,2009年8月1日。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公司,2005年1月。

张敏:《刘文忠谈同监难友指挥家陆洪恩之死 — 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三)》,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11月23日。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