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死──文化名人的文革厄运

【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讯】岁月的风,从远方吹来,拂过译者的生花妙笔,倾听家书的娓娓述说,卷起彼时的创伤悲鸣。曾经,花香琴朗情长在。今日,人去楼空怨难平。

上海江苏路284弄,现名“安定坊”,位于江苏路和愚园路的路口。这里有五组18幢欧式花园住宅,建于1936年,是沪上白领及中上层知识份子居住的社区,其中5号洋房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故居。那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米黄色的墙身,淡雅古朴,细碎的鹅卵石嵌在外墙的墙面,透著温润和别致。红顶斜披,门窗都带拱券。底楼南面,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大花园,是一家人拍照的好地点。就在那个“世外桃源”,傅雷种植了50多种月季。他喜欢徜徉于花丛,静享花趣。

1966年8月30日的夜晚,一群红卫兵闯进了他的领地,四处搜寻“变天罪证”,把他精心培育的月季一株株连根拔掉,也拔掉了他最后的希望。9月2日早晨,傅雷和夫人朱梅馥被拖到家门前,被迫站到凳子上,头戴高帽,任人指点羞辱。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似无尽头。于是,他必须走了。因为士可杀,不可辱。

一介奇才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兼通文史哲音乐。傅雷一生翻译了34部文学著作,15卷的《傅雷译文集》共计约500万字,其中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有人赞誉: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县傅家宅。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和法文。傅雷在24岁时翻译了《罗丹艺术论》,26岁撰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显示出多艺兼通的过人才学。

傅雷论翻译,强调“神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主张两种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他潜心钻研、严谨译校,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被译界誉为“傅雷体华文语言”。

1937年,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卷发表。傅雷在《译者献词》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反右狂涛

1949年后,傅雷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成为体制外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他潜心翻译,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等多部作品。在书房之外,中共的政治运动令傅雷感到难以适应。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给画家黄宾虹的信中写:“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

此后的一段时间,傅雷开始向“党”靠拢。他积极参政议政,慢慢学着去适应“新”社会的政治气候。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报告和文章。

1957年,傅雷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运动的暴风骤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他批判了葛佩琦的“右派”言论。

在政治大潮中,傅雷写出紧跟形势的文章,天真地以为,这样跟“党”走就能摆脱自己被整肃的命运。不料,事与愿违。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批判傅雷。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年12月,朱梅馥在给长子傅聪的信中提到,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极度痛苦。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当天,傅雷深夜未归,朱梅馥忧心如焚,生怕傅雷想不开。当傅雷终于进门后,他和妻子相对无言。不知过了多久,他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被划为“右派”后,留学波兰的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傅聪迫不得己,选择在学业完成时出走英国,成了“叛逃”之人。这对傅雷是一个重击。傅雷从此深居简出,不问世事。但是,由于顶着“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译著被延迟或拒绝出版,而他又坚决不同意更名出版,最后只得依靠“预支稿费”来维持一家的生计。面对生活的窘迫,一向耿直不阿的傅雷,竟然放下身段,以卑微的措辞致信上级领导求助。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了“右派”帽子,他未有感恩之言,而是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

在《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此时傅雷的绝望心态与日后走向悲剧结局的必然。

“在政治运动中,他彻底迷失了方向。反对政治运动,他将被政治运动碾碎;支持政治运动,他同样难以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时代洪流的风口浪尖,傅雷彷徨无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动好像也无活路。不能说话也不能沉默,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自决于人民’了,这也是傅雷夫妇的最终抉择。”

“身体状况不好或许可以忍受,但译著难以出版就触及了人生的核心问题。他最无法忍受的是生命白白流逝,无法投身自己的事业。他曾经在给傅聪的信中写到,工作是他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就无处安放,就感到是不务正业,就对不起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翻译事业无法继续,经济收入逐渐切断,傅雷的人生陷入了绝望之中。这只不过是下一个政治洪流的序曲,更为癫狂的文化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这场运动刚一拉开帷幕,傅雷便做出了人生抉择。”

文革风暴

傅雷的寓所,名为“疾风迅雨楼”。在洒脱不羁的名号背后,翻译巨匠却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难觅安全的洞穴,可见他内心的痛苦迷茫之深。杨绛曾评价他说:“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然而,这个书斋,真的能安身立命吗?

1965年11月,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反右时,傅雷曾经被姚攻击过,因此,这篇文章是一个不祥之兆。1966年上半年,政治运动的风声加紧了。有一天,傅雷对前来探望的好友周熙良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1966年8月12日,傅雷的孙子凌霄就要过两岁生日了,可是傅聪远在伦敦,父子相见无期。傅雷写道,“想像着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自此,“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涛从北京席卷全国。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份子和教师1,231户。

1966年8月30日,一群代表当地居委会的人搜查了傅雷的家。在随后的几天里,红卫兵继续抄家,掠走了傅雷收藏的画作、书籍和大量私人物品,一律充公。因为那些被认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反动”之物。最后,他们进入阁楼,在傅雷小姨子寄存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两件“反党罪证”。

对这一事件,吴过在《红卫兵档案》里有如下记述:“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布下了岗哨,限制傅雷夫妇出门,随时接受抄家和批判。几天后,红卫兵真的有了收获。这天夜间,这天夜间,爱花的傅雷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报告给了红卫兵。红卫兵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挖地三尺,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后来他们搜查到了傅雷写给傅聪的信的草稿,红卫兵们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傅雷倾诉的是爱国之情。但他们马上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障眼法。他们继续抄家,地板也被撬起来了。终于从阁楼上传来了好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原来,红卫兵们在阁楼上找到了一只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著的箱子,敲开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著蒋介石的画像,箱子里还有一本旧画报,上面有一幅宋美龄的照片。这只箱子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从未打开过。‘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红卫兵们群情激昂,又为自己取得的战果而欢呼雀跃。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在“打倒傅雷”的大字报的“烘托”下,人们围观、嘲弄,甚至参与批判。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一床用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于铁窗横框。他们事先把棉胎铺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时发出太大的声响……。

两人留下一份遗书,将一些财物事项委托给朱梅馥的兄长朱人秀,其中包括9月份的房租55.29元、火葬费现钞53.30元,以及留给保姆周菊娣的600元过渡期生活费等。娟秀的小楷,记录了他们最后的话。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那一个黑夜,傅雷冷静、细致地安排了身后之事,不愿连累他人。伉俪情深,共同赴死;才情万千,凄凉落幕。笔耕一生,傅雷有所不知,吞噬了他的,正是他所尽忠的“党”,是他倾注了万般热情的“新”社会。

一道美丽的光

傅雷夫妇去世后,他们的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那时,“反动”人物自杀被称为“自绝于人民”,不能收留骨灰,保姆周菊娣欲领骨灰遭到拒绝。忽然,有一天,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她的诚恳打动了工作人员。她设法找到了朱人秀,在他的帮助下买了一个骨灰盒,再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傅怒安”。

这位女子名叫江小燕,与傅雷并不相识。她喜欢阅读傅雷的译作,也喜欢弹钢琴,还看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江小燕从钢琴老师那里得知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悲伤不已,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自杀死后不准留骨灰。正义感促使她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把傅雷夫妇的骨灰保存下来。

之后,江小燕还致信周恩来,反映骨灰无人认领问题,她提到傅雷是爱国的。未料,这封并未署名的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里,江小燕被抓走、被审讯了一整天。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没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后12年,江小燕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中,直到傅雷平反。

多年后,江小燕说:“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父与子

1981年,《傅雷家书》出版,轰动一时,感动了百万读者。此书收录了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纸笔互动,传递长辈的谆谆教诲、款款深情。在书简背后,傅雷的人生际遇更令读者慨叹惋惜。而又有谁知,傅聪和傅敏兄弟二人,在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所承受的痛苦?

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选择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心境:“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傅聪不会忘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傅敏的记忆里,埋藏了更多的折磨。每年9月3日,傅敏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他说:“我时常在梦里回忆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傅敏谈到:“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就直觉,父亲要出事。”形势所迫,傅敏冒死保留了三封父亲来信,把其它信件全部投进马思聪家的大铁炉。当傅敏接到父母亡故的噩耗时,心如刀割,欲哭无泪。

那时,傅敏在给一位同学的信里,表达了对“文革”的不满,因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被关在北京一中的“土监狱”,全身浮肿,饿得眼冒金星。他几次自杀未成,罪上加罪,因为“反革命”是没有自杀的权利的。他被红卫兵后拖回学校后,接着批斗。一次,傅敏以头撞墙,被送到医院,因其“反革命”的身份,医生缝针时竟然不给他打麻醉药。就这样,缝了十几针,他的头上落下碗口大的伤疤。

1979年4月,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举行,主办者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上宣布,1958年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013年10月27日,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举行了傅雷夫妇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洁白的墓碑上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敏向父母说:“爸爸妈妈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47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增长起来的文化事业。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产生这么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爸爸妈妈你们在这安息吧。”

结语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扫落了中国的文化精英。才华横溢的他们,一个个走向生命的终点,悄无声息,好似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苦难的海洋,瞬间不见踪影。在政治风暴里,他们保不住一张安静的书桌,摸不到正确的方向。他们不解、迷失、悲愤,累了,厌了。死亡,是告别屈辱和惨烈的解脱。中共红祸,颠倒是非,迫害良善,扭曲人性,摧毁文化和道德。祸端不除,天下焉得太平。

傅雷一家的命运沉浮,映衬著时代的悲凉与荒唐。心灵的伤口,泣血不止,永难平复。与这个家庭一同悲哀并痛著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还有饱经沧桑的大地。回顾,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让生命不再迷航。

参考资料: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原题《致余开传先生》),爱思想网,2004年12月20日。(作者写于1998年1月23日)

叶克飞:《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寻访上海傅雷故居》,作者博客,2012年12月31日。

《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文化观察》,2013年11月1日,第178期。

彭苏:《傅雷父子 赤子的世界》,《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1月。

杨司奇:《傅雷之死:疾风迅雨无安处》,新京报书评周刊(ibookreview),2016年9月3日。

吴过:《红卫兵档案》。

李辉:《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兵们到底什么样》。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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