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被中共迫害的国学大师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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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统治下鲜有大师不同,民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按照一些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所言,他们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而他们可以如此随性而行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

彼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份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毫无疑问,能够形成这种相互信任关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民国政府的诚意。

然而,中共建政后采取的杀伐政策,不仅使留在大陆的民国大师们一个个惨遭迫害,甚至惨死,而且也彻底使知识份子的脊梁弯曲。1949年后中国大陆再无大师出现也是必然,因为出现大师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地破坏。本系列讲述的就是几位元大师惨遭中共迫害的经历,本篇说的是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

儒家学者马一浮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国学大师,民国时期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极少称许别人的熊十力就曾如此说过:“马先生道高识远”;还有人赞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不惧民国权贵

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马一浮,自幼饱读诗书,十六岁时参加县试,位列第一。青年时,他亦怀有“以天下为任”的抱负,但不久后,就隐居在杭州陋巷中,每日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关心外部世界。

当时自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的孙传芳,驻扎在杭州。一天,他慕名前往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与之见面。慑于孙传芳的权势,家人劝他不必搞得太僵,就问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拒绝:“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只好悻悻地走了。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马一浮打破了“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原则,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他认为开办这个讲座的意义在于“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第一次做讲座时,马一浮首先引用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学生可以为危难中的国家尽心尽力。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

后来,马一浮又在重庆办起了复性书院。此时,蒋介石要他“出山”,他死也不肯。

有一年,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等职务的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道:“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只好怏怏而归。

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此番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沉思了许久也不吭声,来人就说道:“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立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覆命吧!”这个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文革被抄家后离世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隐居起来。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后,马一浮当了浙江文史馆的馆长,但他依旧保持了孤傲的本色,从不会见机行事,说奉承势时的话。

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冲进马一浮的家中,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低声恳求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他得到的却是红卫兵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贫如洗的马一浮,不久即去世。在去世前,他留诗《丁未(一九六七)告别诸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食古不化,不浮而生”的马一浮深谙国学精髓或许从未料到中共会如此残酷。他的遭遇凸显了中共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对国学和国学大师的毁灭性打击。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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