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区委书记布置土改任务: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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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7年02月11日讯】三农问题学者张英洪2007年在溆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个案例,1927年2月26日溆浦县委在万人群众大会上,群情激愤地斗争一个外号叫陈老二的地主,县委宣传委员向五九对着喇叭喊:“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得到的是全场雷动的掌声。一位叫杜元富的“当”地一枪打在陈老二腿上。随后士兵连发数枪,群众蜂拥而上,“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灵,有的割一块肉拿去下酒”,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溆浦农民运动中两个阶级相互厮杀的血腥气息,到1950年代初的土改,又卷土重来。

何之光参加了1950年7月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工作,他作为邵阳地区青年团的负责人,受地委指派到邵阳县委参加土改

据何之光回忆,中共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后,土改开始变得残酷。“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

还有一项工作是“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原来已经反过恶霸的村子,只能“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并且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

这种以经济为目的的扩大化,在溆浦的土改中同样存在。溆浦土改时到底杀了多少人,当年的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郭静秋也不知道。他只记得当时有人将溆浦滥杀的情况告到了中央,中央命溆浦把名单和数字报上去,县长县委书记急忙到区里要统计数字,可是区里谁也统计不出来。

由于错杀,有农民用了一句当地熟语形容这段时期——“鱼怕坏塘、人怕坏皇”,表现当时的大环境。 有土改亲历者在讲述他们目睹的惨状,“那时,一批批都被梱出去枪毙了,死掉好多人,都是些农民,犯了什么砍脑壳的罪?”

土改运动在各区划成分时,一直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就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成分。这种划法从政治层面,能将自己和敌人界线划得异常分明。从经济层面考察,多划出来地主,就可以更多地分到一些田产和房产,分到浮财如细软等“胜利果实”。

同为湘西,邵阳和隆回的情况也相似,“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

何之光回忆,“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

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

成分划分也变得随意起来,划成分有时就是几个人一对,认为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

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郭静秋讲述土改时期基层对政策的掌握时提到的这句话,是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布置任务时说的。

在这种非常左的意识主导下,郭静秋完不成杀人任务,就是右倾。地委开会时要求他报杀人计划,他说大概杀十六、七个,小组会上受了批评,批他右倾。他回到江口区与赵中财书记商量后,决定还是报一二十个,结果后来一次就杀了十几人。

1955年后,郭静秋在回忆土改工作的失误时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时没有法治,当时说是说(杀人)要县委批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每个干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恶极’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务。”

群众大会,是“根子”(由工作队发现、并培养阶级斗争意识的最穷苦农民)诉苦、带领群众一同声讨地主、最容易群情激愤的大会。群众大会当众枪毙以及会后拉出去“打掉”(即枪毙)地主、富民,是提高农民觉悟的最直接的教育方式。

根子的作用,是在批斗大会上带头诉苦。批斗大会是翻身的关键,因为“几千年就看这一天”,所以要“斗不垮地主不散会”。郭静秋主持过的一个批斗会上,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并且突然上前咬掉了地主一块右耳朵,“呸!”地一口吐到地上,把台下群众吓了一跳。当他上前去咬地主左耳时,郭静秋制止了他。

一方面,是以根子为代表的农民对地方的清算,另一方面,根子被报复、贫农被威胁也时常发生。

1952年3月桥江区委书记于永起,在凉水井村碰到一起凶杀案。土改根子邓南彬一家6口被杀了4口。贫农邓南彬被砍得满脸血肉模糊;他女儿脖子被砍数刀,头搭在床边,人死在床上;他的父亲吊死在楼枕上;重伤的妻子已不能回答问题;只有两个不更事的小儿没有受伤。

还有地主用语言威胁:“你斗争地主积极,全村第一,将来我要向你学习。”

(记者罗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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