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预测:中共政权终结于何年?(四)

(内容提要:本文汇集了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并加以对比,以预测中共政权终结年份。作为预测项目的33个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分别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新闻、文艺、人口、社会、航太等多个领域。通过两种计算方法分别得出各个预测专案的资料后,再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从而得出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本文共有四部分:一、预测的依据,二、相同年份数相加法预测及结果,三、相同比例推测法预测及结果,四、说明与分析。)

第四部分说明与分析

本文第二部分《相同年份数相加法预测及结果》中所测算出的结果是:中共政权终结于2021年前后;本文第三部分《相同比例推测法预测及结果》中所测算出的结果是: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14年前后。在第四部分(即本部分)中,笔者将对两者作出具体分析。

A)关于方法、结果及若干规律

可能会有读者对这种用数位或资料来预测未来的方法不以为然。其实,现代很多预测(包括20世纪兴起的新学科──未来学的预测)都广泛使用资料。中国及各国传统文化中不乏运用数字预测未来的方法。即使在中国现、当代政治中也有这方面的实例。

中共官方近年来披露的不少内容佐证了以下传闻: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将守卫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命名为“8341部队”,是因为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问卦于一位道士时,道士给出了两个数字:83和41。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人们才恍然发现这两个数字的预言性含义:毛享年83岁,实际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达41年(自1935年遵义会议)。当然,也有人解读为:毛享年83岁去世后,他建立的中共政权还能持续41年(1976年+41=2017年)。

可见,数字有时是相当说明问题的。何况本文上述两个测算结果均出自标志性事件或史实,而这些客观存在又涉及并横跨了多个不同领域,绝非随心所欲之所能杜撰编造。所以将它们引以为据来作预测,有着逻辑上的合理性。

也许还有读者希望在了解本文上述两个测算结果之间关系或联系之前,首先了解一下“相同年份数相加法”与“相同比例推测法”这两个测算方法之间关系或联系。稍作这样的了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关系或联系。

我们已经知道,“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是将苏联历史上某事件或事例的发生年份直到苏联的解体年份(1991年)两者之间的年份数,加之于另一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历史上的同类事件或事例之后,从而推算出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这一方法可谓“事件后”测算法,因为它不涉及“事件前”。

以“﹝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为例,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了40年,而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中共政权只存在了21年。40年比之21年,时间上几乎翻了一番,但两者都属于“事件前”,所以它们之间的这一差别并不涉及或影响到测算结果。

“相同比例推测法”则既要顾及“事件后”,又要兼顾“事件前”。因为它测算“事件后”的依据“相同比例”出自“事件前”(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所以它其实应该视作“事件后+事件前”测算法。显而易见,40年与21年这两个“事件前”年份数的差别,会显著影响到测算结果。

“﹝预测项目E1﹞人造卫星”这一单项预测中共政权终结的或然年份,用“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测出的结果为2004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测法”测出的结果为1988年。两种测算方法得出的结果相差16年,可见两者差别之大。而差别最大的预测单项为“﹝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用“相同年份数相加法”测算出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10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测法”测出的结果则为1980年。两者相差30年!(当然也存在一些两者差别小的甚至相同的单项测算结果,如本文第一部分就曾提及的“﹝预测项目C4﹞主办奥运会”)

另外,“相同年份数”只涉及年份数,“相同比例”则涉及年份数后还要推导或换算成百分数。年份数为绝对值资料,百分数为相对值资料。这是两者之间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古人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这两个方法的差别之大,岂止于“毫厘”之十倍、几十倍!然而它们得出的最终结果(由各类预测项目总计得出的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2021年和2014年──则只有7年之差,可以说相当接近。这是否有历史规律作用于其中而使然呢?

如果说7年之差所能说明的问题毕竟还是有限的,那么各类预测结果的(按年份)排列顺序(见以下表四)则多少有点儿意味深长了。

表四:两种方法各类预测项目结果(年份)排序表

相同年份数相加法相同比例推测法

年份排序预测项目类别中共政权终结

单类预测年份

年份排序预测项目类别中共政权终结

单类预测年份

1军事类(D类)(2009.4)2010年1军事类(D类)(1996.2)1997年

2综合类(C类)(2017.2)2018年2经济类(B类)(2008.0)2008年

3经济类(B类)(2020.8)2021年3综合类(C类)(2009.8)2010年

4政治类(A类)(2023.2)2024年4政治类(A类)(2024.8)2025年

5航太类(E类)(2031.2)2032年5航太类(E类)(2035.8)2036年

总计总平均值*(2020.1)2021年总计总平均值*(2013.3)2014年

此处总平均值与以上5项目平均值因进位累计微小差异而略显不同

从表四中可以看到,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来测算,就中共政权终结单类预测年份而言,五大类预测项目排序相当接近。综合类(C类)与经济类(B类)两者虽然排序有所不同,但是在年代上其实差别都很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军事类(D类)项目所测出的中共政权预计寿命总是最短的,而航太类(E类)项目所测出的预计寿命总是最长的。为什么以“事件后”的年份数(绝对值数据)为依据和以“事件后+事件前”所推导出的百分数(相对值资料)为依据的这两种测算方法会得出如此接近的排序?资料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已经超出了统计学范畴,那么它们是否在提示有某些历史规律隐约作用于其中,而这些规律又无可抗拒地制约著共产政权的寿命呢?

从历史规律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程度不同地信奉《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宗旨。毛泽东则说得更加直白无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社会主义大国如此,社会主义中、小国家,只要军事类外援达不到其期待值的,就会全力发展本国军事工业,甚至像朝鲜那样死活不顾地搞“先军政治”。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始终优先发展重工业,其核心是军事工业;“冷战”时期苏联又倾全力(甚至超全力)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而被拖得疲惫不堪、颓然欲坠,此亦为其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中共基本上亦步亦趋,搞的也是“先军政治”。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为了提前、加速发展核武器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加工业“大跃进”政策,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5%。自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的国家发展总方针始终如迟浩田所言,“我们表面上还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实际上整个经济建设都围着国防建设转”。

﹝从1979年春“中(国)越(南)边境自卫反击战”至1989年夏北京“六四”镇压事件这十年间,北京当局曾一度放弃过“先军政治”性质的国策。不过遗憾的是,那只是中共建政后绝无仅有的唯一例外。﹞

中华先哲老子(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在其《道德经》中有言相告:“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中共政权暴力起家、崇拜武力、信奉“枪杆子”拜物教,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军事优势,迷信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甚至全然不顾任何底线、企图凭借“超限战”最终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而称霸全球。将此设定为终极战略目标,完全无异于自设不祥之器而祭之,其后果不但为祸于国、为害于民、为患于世界,而且于共产政权自身也并非福音。

老子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们似可从军事类项目的预测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军事类事项之所以使中共政权“寿短”,是因为“枪杆子”作为国家暴力机器,既是中共夺权、掌权、保权的“护身符”,同时又是耗尽国民经济潜能、促成其解体崩溃的“催命符”。更为贴切地说,“护身符”和“催命符”实际上是“枪杆子”这同一个符的正反两面──“护身符”兮“催命符”之所伏,“催命符”兮“护身符”之所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军队拒绝服从齐奥塞斯库指挥,由他的“护身符”一变而成为其“催命符”。1991年8月,苏联军队却转而听从叶利钦指挥,由他的“催命符”一变而成为其政治对手──苏共“八.一九”政变集团的“催命符”。苏联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沧桑巨变似可为这一历史辩证法提供另一方面的例证:对共产专制而言,其“护身符”是变数,不变也得变;其“催命符”则是常数,变也变不了──凡向“不祥之器”顶礼膜拜者,都难逃此在劫之定数。

“定数”意味着:某种无从规避、无可阻挡、无法抗拒的历史转型必然来临。这类转型因军队倾向、政治生态、权力结构、社会思潮、公众意志(或可曰“群体决断力”)等多重因素的不同组合而表现出各种模式:诉诸武力的罗马尼亚模式、诉诸武力威胁的苏联模式,以及和平演变模式。波兰、匈牙利等大多数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原“党卫军”转变为国防军的历程,就是通过和平演变完成历史转型的成功范例。

那么,中国大陆现军队能否实现这种和平转型呢?我们且透过现状略看端倪:习近平反腐败顺应民意,军队改革开局有成。持续推进此二者之际,既须防止中共腐败集团发动类似“八.一九”的政变来作全线反扑,又会面对迟早要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钜任务。面对这种现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治团队唯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军队国家化,唯有始终坚持建设民主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唯有在实质上建立起与西方民主国家持久的战略互信,才有可能使“党卫军”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这是中国大陆现军队的唯一历史出路。任何企图保留中共政权及其体制的痼疾型幻想和持续性努力,最终都会导致葬送和平转型的结果──不仅会给中华民族带来腥风血雨,也会给这支军队带来灭顶之灾。

由以上论述再回到预测论题:与军事类相比较,航太类虽然首先并且主要服务于军事,但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军事。正如中共发展重工业的核心是发展军事工业,但中国的重工业并不等同于军事工业。由此可见,客观性相对较强的三大类预测专案中,经济类(B类)和航太类(E类)之所以比军事类(D类)来得“长寿”,其原因也正是“不祥之器”的“催命符效应”对军事类有全面影响,而对经济类和航太类的影响则要程度不同地弱一些。

B)如何分析两个测算结果?

那么,怎么具体分析“2021年(前后)”和“2014年(前后)”这两个测算结果呢?尤其是2014年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测算结果还有效、还能成立吗?两个结果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或联系?在所有可能提出的有关问题中,以上几个显然是读者聚焦最多的。笔者对此有几种不同的分析解读,现将它们按从对中共政权相对最有利到相对最不利的顺序加以排列,逐一介绍如下。

第一种为“双坎”分析。所谓“双坎”就是两个“坎”。常言道,老人要过两个比较难过的年龄“坎”:“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对中共政权而言,它的“七十三”大概在2014年左右,而2021年前后也许是它的“八十四”。要是中共政权真能过得了这两个“坎”,或会有逐渐趋于自然消亡的小概率。

也许有读者会说:2014年中共政权好像没什么具有“病危通知书”性质的事件嘛!上文已经多次提到,2014年是“大致年份”,也就是说中共政权或终结于2014年及其前后。因此,早于2014年仅两年的2012年,应可看作是中共政权接连不断面对“病危通知书”性质事件的“七十三”:从2月6日原中共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到3月19日夜间北京城内第38集团军与武警部队直接冲突的激烈枪声;8月、9月间,以解救薄熙来为目标而掀起的席卷中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反日风潮”,导致习近平被迫拒任总书记而“神隐”半月,以致中共“十八大”几乎流产,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2012年完全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的“七十三”。现在就看“八十四”了。

第二种为“区间”分析。“区间”不是两个“坎”,而是一个“段”。所谓“区间”在此指一个时间段,大致起于2014年,终于2021年。该区间设为中共政权的高危“年龄段”,段内从起点年(2014年)至终点年(2021年)共约8年中,每一年面临政权终结的危险性,理论上大小相同,所以该时间段属于“匀质区间”(动荡不已的2012年可暂且看作区间之前的前奏或区间以外的例外,以下再对之另作分析)。中共政权从起点年前后开始解体,至终点年前后或在此之前归于终结。整个区间(即时间段)可以表现为“匀速”演变的和平转型过程,或虽非“匀速”而稳步、但相对而言仍算平和的转型过程。

当然,即使既“匀速”又平和,所谓“匀质”也不是绝对的。位于起点年与终点年之间取半之处的中间点也还是可以看作中共政权终结的相对概率最高点(即危险性峰值点)。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取这8个年份数字的平均值(“平均年份”)来作为中共政权终结可能性相对最高的年份,则这一平均值恰好位于区间的中间点上:

(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8

=16140÷8=2017.5(2018年)

据此理论测算的时间节点,中共政权大致终结于2018年前后。

不过,历史进程一般不会恰巧与理论测算所得到的时间节点同步。或者说,历史的步伐并不一定会正好踩上我们所预测的时间点,而总会有所超前或有所延后。2012年2月王立军闯入成都美国领事馆,迅即在整个中国政坛掀起轩然大波。历史,也因这一突发事件而提前开启了中共终结期“区间”。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的实际进程,将该区间的起点年调整为2012年而终点年不作变动的话,那么从2012年至2021年共约10年中,中共政权终结可能性相对最高的年份则为这10个年份数字的平均值(“平均年份”),这一平均值也恰好位于区间的中间点上:

(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10

=20165÷10=2016.5(2017年)

这一测算结果表明,中共政权最有可能终结于2017年前后。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诺贝尔和平奖获提名者高智晟律师在其《2017年,起来中国》一书中已经预言:“中共政权将于2017年败亡”。本文根据上述历史实际进程而以2012年为起点年的“区间”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中共政权最可能终结于2017年前后),则与高律师的预言不期而符。

第三种为“马鞍形”分析。所谓“马鞍形”就是在一个时间段(2014年前后至2021年左右)内,中共政权先后遇到两次高风险性危机。(2012年这一“多事之秋”可以视作其中第一次高风险危机。)

“马鞍形”时间段也可看作一个区间,不过属于“非匀质区间”。因为在该时间段内,中共政权面临终结的危险性每年大小不一,其初期(或为2012年)和末期各有一次高风险性危机,即区间内要先后生成并“崛起”两个危险性高峰。从这一点看,两次高风险危机有点类似“双坎”,但与“双坎”不同的是,两次高风险危机之间(即“马鞍形底部”)还存在着连接两者的一系列风险度略低的危机或次高风险危机。当然,即使处于“马鞍形底部”时,中共政权面临终结的危险性也只不过是“略低”于初期及末期两个危险性高峰时段而处于“次高”水准,但还是要高于其建政以来的其他时期。因此中共政权也有可能终结于“马鞍形”区间内两次高风险危机以外的其他时段,亦即终结于“马鞍形底部”的风险度略低危机时段或次高风险危机时段。当然,其终结也有可能发生在2017年或2018年(如“区间”分析所测)。

第四种为“涌浪型汛期”分析(或曰“震群型地震”分析)。如果说“区间”分析相对而言较接近于静态分析,则“涌浪型汛期”分析更具动态分析的性质。所谓“涌浪型汛期”分析,就是把一个时间段(从2014年前后至2021年左右)之内所有促使中共政权解体的已然事件和未然事件,看作犹如接连不断“逐浪高”的汛期涌浪,预测它们怎样一浪接一浪奔涌而至,最终促使中共政权被冲垮淹没。世人都可以看到:2012年王立军突闯美领馆而引发中共内斗惊涛骤起,到2015年习近平掀动军队改革大潮而致使拍岸骇浪破堤呼啸……凡此种种已然事件伴之以行将到来的未然事件,犹如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直奔2021年前后那终结点、最高潮!(当然也可能中共政权崩塌于最高潮到来之前)。“涌浪型汛期”也可看作“震群型地震”即一系列接连不断的政治地震:前震连后震,主震带余震,小震引大震,孤震诱群震……震得天崩地裂、江山再造!

以上就是笔者对“2021年”和“2014年”这两个测算结果的四种分析解读。

或许有读者会这样问笔者:对“2014年(前后)”这个测算结果,你或可用与之相差仅两年的2012年内中共内斗剧烈、政局摇荡作为佐证。对“2014年(前后)”和“2021年(前后)”这两个测算结果之间的“中间点”或“平均值”之类,你也可用高智晟律师在《2017年,起来中国》里“中共政权将于2017年败亡”的预言来作印证。那么,对“2021年(前后)”这个测算结果,你能否同样找出某种凭据或说法来加以引证呢?

上文已经提及,沈志华作为中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在2009年接受过香港凤凰网历史频道的采访。当时他曾这样评说:“(……)苏联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中国很多问题跟苏联差不多就差30年,就是他干过的事儿差不多中国都干了,就是有个30年的时间差,(……)”

﹝这段评说的2013年版修改为:“(……)苏联的道路对于中国很有启发意义,中国很多问题跟苏联就差30年,苏联干过中国后来也干了,只是有30年的时间差。”﹞

“30年的时间差”!1991年苏联解体与2021年之间,不正好“就是有个30年的时间差”吗?

C)预测项目的取舍标准

那么,在选取哪些历史事实作为预测项目这一点上,作者是否会有“选择性取舍”的倾向或偏向呢?理性思考的读者对自己的阅读负责任的态度提出这一问题。读者这种以批判性思维为基础的,不仅为笔者所期待,同时也可以解读为对作者写作的“另一种尊重”。对此,作者作些说明或许会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阅读内容。

问题涉及“取”与“舍”两方面,笔者也因此而从这两个方面来作说明。

就“取”的方面而言,本文所有预测项目都源自各个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均属客观事实,全部有据可考,且大部分为众所周知(其中甚至包括中共媒体所引以为豪的“辉煌成就”,诸如主办奥运会、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航空母舰、航太等)。由此可见,笔者至少是尽力秉持客观标准、排斥“选择性取舍”的。

本文绝大部分预测专案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根据可比性原则选取之后,不作任何加工处理,“原汁原味”地直接用于预测,因此属于“生搬”,然而决非“硬套”(因为必须经过可比性原则的方法论筛选和检验,相关标准见下文)。只有两个预测项目作过类似“加权”性质处理,不属“原汁原味”,是须略加说明的。此两项为﹝预测项目A2﹞“第一代领导”和﹝预测项目A3﹞“第二代领导”。

苏联和中共政权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专制政体。其最高领导人或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及个性特点,对整个国家的局势及历史发展走向,有着比之民主政体最高领导人更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力。而且至少其“第一代领导”和“第二代领导”的任期都属于终身制或实际上的终身制。因此在本文《预测专案目录单》(详见本文第二部分起始处)之中,这两项内容皆属不可或缺。

就“第一代领导”而论,毛泽东(执政期1949-1976,长达27年)建政如列宁,但列宁(执政期1917-1924)建政7年后即去世,而毛则建政27年后才去世。比之列宁,毛泽东的执政方式与执政期显然更类似或酷似史达林(执政期1924-1953,长达29年)。因此“加权”处理的方式是,用列宁和史达林两者去世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来对应于毛泽东去世的年份。

就“第二代领导”而论,“加权”处理的方式是,用史达林和赫鲁雪夫两者执政终结年份(对前者而言,亦为其去世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来对应于邓小平执政终结年份(亦为其去世年份)。原因已在上文说明:邓政治上如史达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六四”镇压),经济上如赫鲁雪夫(都搞改革开放,尽管方式与幅度各自有别)。

此处需要对苏共领导人的建政、执政方式与执政期,暂且套用了“第N代领导”这一中共官方的习惯性说法。实际上,列宁(1870-1924)、史达林(1878-1953)都属于苏共建政的第一代人;而苏共“第二代”则包括马林科夫(1902-1988)、赫鲁雪夫(1894-1971)、勃列日涅夫(1906-1982)。不过,苏共自己并没有像中共那样使用过“第N代领导”之类的说法。

对领导人以“(第N)代”论而不是以“(第N)任”论,对“领导集体”也以“(第N)代”论而不是以“(第N)届”论,这种表述实际上并不贴切、也不合理。因为“任”和“届”是就体制及其连续性而言的,而“代”强调的则是就任者及其继承关系。相对而言,“任”和“届”着眼于体制,较多体现了“法治”思维;而“代”则着眼于人,有着“人治”思维的烙印。之所以本文中“第一代领导”和“第二代领导”两个用辞要加上引号,原因也在于此。

除此以外,以“代”而论,其最大弊端是不客观。“任”和“届”的区分都有其客观标准可循,而“代”的划分则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连提出“代”论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邓小平本人,都没有拿出过有关自己那个“第二代”(以及“第一代”和“第三代”)头衔的划分标准(其实,邓只拿出过一个有关“核心”的标准──“说了算”)。从实践层面看,世界上恐怕只有朝鲜领导人仍然逆世界潮流而动,始终坚持以“代”而论(不过倒也算得上货真价实)。自2016年夏起,中共官媒虽然明显降低了“代”论说法的使用频率,但仍未明确予以弃用,仍自居于尚未与世界“接轨”之列。可见,以“代”而论,不仅违背有关历史事实,而且还尤其不符合世界潮流。

就“舍”的方面而言,笔者介绍一下筛选预测专案时的若干弃项,同时也谈一下选项要求。

弃项及原因(选项要求)之一:缺乏双边性的不立项

苏德战争(1941-1945)无疑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大外患,战争以苏联国土遭受外敌(纳粹德国)大规模入侵开局。但中共建政后,中国大陆没有遭受过大规模外敌入侵,预选专案“大规模外敌入侵”因缺乏双边性而作为弃项取消。

中国最大内乱无疑当属“文化大革命”(1966-1976),而苏联历史上则没有这类由最高领导人煽起全民性政治狂热而引发的全国性超级大动乱,且历时达十年之久。“大规模政治动乱”亦因缺乏双边性而无从立项。

不过“文革”的一个侧面或方面──大规模、长时间、全国性的政治清洗和迫害,则立项为“﹝预测项目A4﹞最大政治清洗”;与之对应的是苏联“肃反”运动(1934-1939)的政治清洗和迫害。

苏德战争虽未立项,但还是多少被间接涉及(或提及)于另一选项──“﹝预测项目B3﹞五年计划‘空窗期’”的题下。

弃项及原因(选项要求)之二:(双边或单边)不具备事件性及年代性的不立项

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1957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大会上,毛泽东宣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战,“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毛泽东和列宁草菅人命的想法,内容上互相对应、具有双边性,性质上也具有可比性。但是依据本文所要求的方法论标准,这两者并不能入选而立项。其原因是有关列宁方面(单边)的内容是评论性的,而不是事件性的;另外该内容也不具备年代性,也就是说,无法确定具体年份以作比较、测算。

弃项及原因(选项要求)之三:(双边或单边)时间点处于建政以前的不立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一度继续使用沙俄卢布,至1921年才首次发行苏俄政府的新卢布。中共则在1949年建政之前,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面向全国的货币──人民币。两国货币本来应当可以作为预测项目之一来考虑,但因为人民币(单边)发行之始早于中共建政,时间点处于建政以前,所以“货币”成为弃项之一。

本文有“﹝预测项目C1﹞电视播出”,但没有关于报纸、广播、通讯社的预测项目,原因也在于此。苏联共产党(其前身)和中国共产党都在建政之前就早已开始办报(双边),所以“报纸”没有列为预测项目。苏联的广播事业起步于建政后的1922年,那一年“共产国际广播电台”在莫斯科开播。中共则在建政前的1945年9月5日已经在延安设立电台(单边)开始播音(当时名称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20日起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起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9月27日起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5日起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此“广播”也没有列为预测项目。另外,塔斯社(包括其前身)在苏共建政之后成立,而新华社(单边)则在中共建政前的延安时代就成立了,所以“通讯社”也同样没有列为预测项目。

弃项及原因(选项要求)之四:(双边)年代上严重不对称的不立项

有些专案,本来内容上是对应而且具有双边性的,但因为双边在年代上严重不对称,以致成为弃项。所谓“年代上严重不对称”具体指“(单边)中断期过长”。

例如,中共官方在1952年(至1953年)根据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作了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通常被视作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开端”。这与苏联1932年至1938年间所进行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并由此而确立了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很相类似。两者双边对应明显,似乎可以相提并论,并以“高教模式确立”为题来设置预测项目。但与苏联高等教育事业自此之后一以贯之、始终保持稳步发展相比,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中断期”。偌大一个文明古国,高等教育竟荡然无存,实为举世之绝无仅有。“文革”后期有些高校勉强恢复个别专业,则属杯水车薪、聊胜于无;整个高等教育还是既不成体系,更不具规模。“高教模式确立”因此而成为弃项。

除了“中断期过长”这一最主要原因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当年苏联的高等院校调整用了七年之功,虽有时靠行政命令办事,但毕竟总体上还算得上尊重学术标准和各学科的体系性;而“院系调整”在中国则一年而就,以行政命令甚至政治运动等手段,更为直截了当地干预教育和科研。再如苏联于1938年9月全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完成之际,颁布过一个有集大成性质的纲领性档《高等学校标准规程》,这相当于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宣言书”或“身份证”。中共官方则没有与其宣称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开端”相称的像样档或文献,以“验明正身”。还有,“文革”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逐渐扬弃苏联模式,相当程度上在模仿欧美西方模式,这也是“高教模式确立”成为弃项的一个重要原因。

仅次于“高教模式确立”的另一重要弃项是“军衔制”。苏联军队于1935年起实行军衔制,直至苏联解体。1955年,中共军队比照苏军模式实行军衔制,但到1965年又取消了军衔制,至1988年才重新实行军衔制。1965年至1988年历时23年,已经长达一代人的时间,这一“中断期过长”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恐怕也是创记录的。另外,中共军队1955年授衔时,比照苏联军衔制度,有元帅、大将等衔级。但1988年授衔时,最高军衔为上将,衔级结构上比较接近美国军衔制度。这也是“军衔制”成为弃项的原因之一。

弃项及原因(选项要求)众多且繁杂,无法在此一一介绍。不过,上述四类是其中最常见、最主要的。通过对这四类弃项及原因的了解,读者至少可以明了本文筛选预测项目的最基本标准。此外,读者也可以了解本文写作所遵循的最起码准则,那就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要“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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