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清心:“一心向着党”的杨述的悲剧人生

文革初,北大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二天,1966年5月23日,在北京建国门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一号楼的走廊里,贴出了批判政治部主任杨述《青春漫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

写大字报的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后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相识,大字报就是由康生关锋授意写的。顿时,学部大楼内外的墙上,贴了数百张批判杨述等学部当权派的大字报,“满天飞”到东长安街上。当时,打上大黑X的“黑帮份子”杨述,比学部的一把手书记、所长知名度都高。

“学部的这张其实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说法不无道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早就瞄上了学部这个中国高级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他利用了关锋的那点私人关系,点燃了烧向学部的这条导火索。

杨述调来学部前,曾是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校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蒋南翔)。那时他和在市委书记处的邓拓有过一段交往。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因在反右中不得力,被毛呵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59年被贬到北京市委。

邓拓是党内的“大秀才”,他在《北京晚报》上随笔专栏《燕山夜话》;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上合写专栏《三家村札记》。而这一切,与时任北京宣传部长的杨述不无关系。杨述也是吟诗作赋、舞文弄墨之人。他比邓拓小一岁,俩人是交心的朋友。

倒楣的是,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被选中作了文革“舆论先行”的引子。全国报刊突然掀起的大批判,其声势之大,调门之高,非同寻常,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蓄意搞文字狱。

邓拓和杨述都预感到这是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又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前奏。二人分析形势,天真的坚信毛领袖是“伟大”的,一定是被居心叵测的坏人蒙蔽了,并非出自毛的本意,目前的错误很快会被英明领袖纠正。如同唐初王勃在名篇《滕王阁序》一文中所写:“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然而,随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5.16通知》,击碎了二人“自我多情”的梦幻。第二天,1966年5月17日深夜,邓拓搁笔遗书后自杀了,在他身富力强的54岁时,做了文革的第一位殉难者。杨述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他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是他的“罪证”。他被狠斗,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满头刀痕,遍体鳞伤。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他和蒋南翔是江苏同乡,是同龄清华校友,也是“一二.九”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党内,很多人知道他毁家纾难的“事迹”。

毁家纾难

杨述出身于江苏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家庭,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就加入了中共,并把他的寡母和兄弟姐妹都引入了共产党。抗战初期,他母亲听信了他“不做亡国奴”的话,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财产都丢弃,带一家人投奔他。他把三个弟妹都打发到延安,又把他母亲、哥嫂和小弟拜托给成都党组织,告诉他们一切都听党组织安排。杨母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开办了一家“星芒社”,楼下卖书,楼上是中共活动据点。四川省委扩大会议是在那里召开的。他哥负责油印机密文件。

捐献所有家产,帮助国家减轻困难,是成语“毁家纾难”的意思。因为这样的实例少,所以成语显得陌生。但杨述为了他信奉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到了毁家纾难。对此,连妻子韦君宜都不可思议。她说,包括她自己在内,有不少同学能做到背叛家庭来革命,但是像他这样把整个家庭引入革命,统统献给党的,真是少有。这个人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

“赤子之心”变成党的驯服工具

1943年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党叫他坦白自己是特务,他宁肯违背自己的良心,哭着承认自己是“路线特务”,也不愿违背党的意愿。

1957年,他是领导反右运动的左派。他也知道把许多大学学生、二十来岁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都打成右派,实在不近人情,也争论过,但最后还是执行了,按党的决定划了他们。

1966年,他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17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之后的隔离审查中,左派用直径一寸多的铁棍子打他这位老左派。他们先把人打倒在地,又打,打得他在地上爬,肋骨折断。这是他死后知情人说出来的。他至死没对妻子说这类经历,是怕她动摇“革命信念”。

他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干,所以当前的坏事情总会变,“毛主席总是英明”的。他把这些话再三嘱咐儿女,真是党怎么说,就怎么想,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他像蜡烛一样,终于燃烧尽了

66年他被打倒,个人结论十多年悬著。他原以为只是造反派的胡搞,后来又想,即便是混进来的国民党捣乱,再加上个关锋,中央也不会知道的。于是开始上访,整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石沉大海。

杨述发出疑问:“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方设法地非把我们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经没法再相信这是国民党混进来搞的了,国民党决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四人帮”在时,杨述得了心血管病。“四人帮”倒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冤案否定,他添了脑血管病。他千方百计说服自己不能动摇对党的信念,但是党一直在伤害他,残忍地蹂躏他的这颗“赤子之心”。

1978年11月,他得到“维持原有结论”一句话。为了这一句话,他苦苦等了12年,遭受到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他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让党承认自己的忠心?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实际上,到最后,党并没在乎他的忠心,甚至不顾他的死活。

他信仰一生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怎么总是把好人往绝路上逼!逼得“石头要说话”。文革初,好友邓拓自杀了。文革中,妻子想打开厨房煤气和他一起自杀,省得“零打碎敲地受罪”。他咬牙忍受,绝不给党抹黑,而党却无情地给他一再抹黑。他为此付出的,到头来,显得一钱不值!

他的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难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1980年10月,虽奇冤被昭雪,但健康已毁的杨述,赉恨以终。

妻子韦君宜说:这个老实人的一生——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

他的亲人们,站在他的墓碑前欲哭无泪。妻子写在丈夫墓志铭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后人既悯其遇,更悲其志……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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