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仁:曹禺——从“戏剧天才”到“精神残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仅拍成了电影,而且隐晦、深重的灾难情节延伸到了被中共涂炭的无数生灵。

夫妻俩曾相濡以沫,感情笃深。丈夫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多年后失忆,最终获释回到家里。妻子使用各种办法想唤起丈夫的记忆,譬如播放熟悉的音乐、跳起浪漫的舞曲……经过长时间的精心护理,丈夫似乎也有一些转机,幽暗的生活开始照进一丝光明。

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屋外跑去。情急之下,妻子厉声大喊:“站住!”结果,狂奔中的丈夫猛地停住;然后,慢慢将自己孱弱的双手怏怏举起,做出投降和就范的姿势。那个瞬间,丈夫仿佛又回到了集中营。

这是法国电影《长相思》中的镜头。影片中“丈夫”的表现宛如中国剧作家曹禺的晚年写真:一朝心灵蒙难,一生难以治愈。

“诛心”伤痛

曹禺1910年生于天津官宦家庭,原名万家宝,幼年的他常被继母带去看戏曲和文明戏。曹禺是他用来写作剧本的笔名,取自他姓氏正体“万”字,拆为“草字头”和“禺”,草字头换为曹,“万”就成了“曹禺”。

如今,在他天津的祖宅里,还有一面墙上挂著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脸谱汇集:高兴、愤怒、甜蜜、遐想、鄙视……这为他日后演戏和写戏都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一晃百年过去。2010年,在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生前所在的“北京人艺”重排演出了他的四大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


晚年的曹禺。(网路图片)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曹禺现象”也被重新提起: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戏剧天才”,在39岁之后到1996年他去世的47年间,就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自己和观众满意的作品。

1940年,中共开始了“延安整风”,对知识份子的“诛身”“诛心”运动山雨欲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敢讲真话的王实味等作家就遭受残酷的杀害。

而比“诛身”更可怕的是,中共对受蒙骗奔赴延安的所有作家祭出杀手锏:统一用工农兵的大白话创作。而天真浪漫的作家们岂能预测,毛泽东的这一暴力洗脑方式,是为了将工农的知识匮乏转化为革命的动力,为日后的窃国做准备。

曹禺自幼家学修养深厚,练就的是古朴典雅、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延安时期,尽管他经受了无数的洗脑,但他的笔下怎么都流不出通俗的文字。

更为荒诞的是,在中共发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按当时运动的潮流,对《雷雨》进行改写,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舞台上的每个演员也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表现所饰角色。这也让曹禺陷入崩溃。

1952年,已经有五年没写过作品的曹禺说:“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

一直到晚年,他的痛苦全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他不停地问自己:“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自己的脑子已经完全没有了自由。

除去“文革”十年空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曹禺成形的作品只有两部半,而且是应景式的创作,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为了写作这个剧本,他到协和医院体验生活,和众多的医生接触,可是还是不了解知识份子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

他写完后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份子,怎么写别的知识份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

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写过一些表态文章。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才算过场,但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晚年的曹禺犹如断臂之人。一切都明白了,但人却残废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精神残废”了。那种渴望自由、渴望创造的热情,无论如何再也没能燃烧起来。

他的女儿万方曾表示:“我父亲被扭曲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不能不写的渴望与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

从23岁到33岁的十年间,曹禺写出了包括《雷雨》在内的可以传世的七部戏。但1949年之后的47年里,只写了两部半歌功颂德的戏,因为有一部还是与另一人合写。而这几部作品现在已无人提起,曹禺晚年自己也很少提及。


曹禺的《雷雨》被誉为中国的“百年一戏”。(网路图片)

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访华,到曹禺家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

黄永玉在信中对曹禺说:“我不喜欢你1949年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晚年的曹禺身兼中共文联代主席和“北京人艺”的院长,每天忙于各种社会事务的应酬。他的女儿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突然听到睡在隔壁房间的父亲大喊:“我想从窗户跳下去!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每天用嘴活着!”“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有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然后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

万方说,她亲眼看到父亲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的那个曹禺了。

1996年,长期住院的曹禺经受身心的双重折磨后离世。在北京医院的2848天里,他始终想着创作,枕边一直放着几个本子。他写断想,写诗,写日记,写人物对话,还有剧本提纲。他天天写,但从来都只是个开头。

也是在仅仅开了个头的一份文稿中,他留下了最后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戏剧天才

曹禺的生命虽然随风飘去,但历史有情,它记住了像曹禺这样的名人。

1933年暑假,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显得有些冷清。外文阅览室里,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每天准点光顾,奋笔疾书,摊在他案头的四幕话剧就是《雷雨》。

这部作品,是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文系、年仅23岁的曹禺构思近五年、五易其稿的结晶。他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文学季刊》编辑、中学同窗好友靳以。但由于靳以人很正直,为了避嫌,迟迟未将这部优秀的剧作推荐给主编郑振铎。

1934年7月,同在《文学季刊》担任组稿编辑的巴金辗转获得了这部作品: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极为丰富的潜台词,他一口气读完后被深深打动,立即向主编推荐,破例用整期杂志全文刊登。

随后,《雷雨》被搬上舞台。1935年8月,《雷雨》在天津举行大陆的首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1936年,上海剧团不仅演出《雷雨》,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演出了这一剧目;迄今,《雷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被一代又一代人表演了近一个世纪,也被改编成电影、电视等各种艺术形式。


青年时代的曹禺。(网路图片)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发表时,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文学大家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同年,应校长余上沅的邀请,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后担任教务主任。大批学生慕其名而报考该校,此时曹禺年方26岁。

年轻的曹禺成为中国戏剧界的“天才”,当时有作家为他写下“一时海上惊雷雨”的赞诗,《雷雨》迄今还是中国文坛无可超越的“百年一戏”。

令人痛心的是,在思想那么深厚、生命那么活跃、热情那么激越的年代之后,曹禺的创造力戛然而止;才华横溢的曹禺并没有在风华正茂之时,延续他旺盛的创作生命。

晚年的他本来要为此写一部关于孙悟空的戏,写他苦苦挣扎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但现实还是那么残酷,身心疲惫的他已经“无力奋战”。

他一直都喜欢音乐,喜欢交响乐,喜欢肖邦,喜欢莫扎特,喜欢贝多芬。但与其说他喜欢的是音乐,毋宁说他喜欢的是自由,喜欢的是在或舒缓或激荡的音乐中,所获得的心灵愉悦和自由享受。

曹禺晚年的心力和笔力,就如那从远方传来的鸣蝉的歌声,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中共迫害

1966年的夏天,曹禺开完作家会议刚回到北京,一走进他担任院长的“北京人艺”的大门,他大吃一惊,院子的黑板上、墙上到处都贴上大字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很快,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他被勒令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而铁狮子胡同3号他家的门口,也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标语。

之后,写不完的检查,没完没了的恐吓电话,让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他逢人便低三下四地深深鞠躬:“我是反动文人曹禺!”无论长幼,不管尊卑,他都一一诚恳道白。他似乎真心地认为自己有罪,认为自己不该写剧本毒害观众。

那个冬天的一个夜里,一帮“造反派”突然冲进他的家门,吼叫着要带他走。那一刻,他一动都不敢动。他怕像之前在街上见到的那样,红卫兵“啪”的一鞭子,将他这个“十恶不赦的老狗”抽得血淋淋地当街示众。

被带走之后,他被关在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军宣队要求他写认罪检查书,“写得好”才能过关,但经常是修改了七八次,仍不能通过。

他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不能不写的渴望与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图为曹禺与女儿万方合照。(网路图片)

他曾经很羡慕在胡同里遇见的一个扫地的老太太,可以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文革”结束后,曹禺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恢复职务和地位的他,晚年社会事务极为繁忙,电话天天响,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等等,他什么都应承。有时候一天安排四个活动,包括接机、追悼会、接见外国代表团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倒在沙发上,像被抽空了似的。他对家人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有说不出的沮丧。

他说他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悲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他还坦言:“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晚年的曹禺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的睡眠必须依赖安眠药。有一天清早醒来,他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模样骇人。原来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地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吃药后的他有时也大大地放松,种种的潜意识都变成清晰的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流淌: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着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

“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

“我就是木鱼,你们敲吧,爱怎么敲怎么敲。”

“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

曹禺不过是中共治下所有作家的写照。万马齐喑的时代,让沈从文、钱钟书、巴金、老舍等曾经的文坛大家都患上了“集体失语症”,这是一代作家甚至是一代人共有的劫难。#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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