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史学天才沈元32岁命丧刑场

北大才子沈元,以治学成名,被誉为天才学者。60年代几篇关于历史的论文轰动中国社科院。在文革期间“一打三反”的运动中,年仅32岁的他被中共枪决。在20多位面对死刑宣布的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站立平静面对死神。有学者曾感慨道,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

沈元出身书香门第。沈元的母亲何天予,毕业于早期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曾担任小学校长,是一位汉语言学家、书法家,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1955年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入学未久即对同学表示:我们就是将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和被中共迫害死的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物理系吴思慧是同窗。

平静面对死亡

前北京大学教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文章中写道: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

当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他就是沈元。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

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那时,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他19岁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杀人70万”被定为极右分子下放。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肃反杀人的事情。

同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英文版《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沈元还提出: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

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份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沈元出众的才华被社科院收留

在结束了三年的劳改生涯,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1962年4、5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在1962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

大学问家王国维认为《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黎澍被批为“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此后,沈元非但不能再做学问,连存身度日也难。沈元夫妻二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红卫兵追到那。

北大历史系学生雷光汉(沈元的同学)说:那时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间,世道很乱,沈元当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当时很少见的,她说了一句西谚,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教授》里面就有。”

他和他太太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呢?

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人所难以体会的。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

不堪凌辱化装成黑人要求“政治避难”被判死刑

学者何与怀认为,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

沈元遭受诸多磨难,最后不堪凌辱,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也有人说是苏联)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共政府逮捕。

沈元被捕后,经常拉出来游斗。沈元被“工宣队”内定判死刑,交大家讨论。黎澍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要找个助手,前后考察过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了……。”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32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1968年九月1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沈元被捕之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沈元在1970年3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一九八一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亲和姐姐去了北京。当拿到平反通知书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嚎啕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讳而自救救人。

反右派、文革”对北大的迫害

据学者王锐的考证,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

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文革中北大发生的大规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凭空发生,而是由文革前发生的一系列的迫害发展而来的。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级与扩大。

文革前在北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再“补划”,一共划了716个右派分子。另外,据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因为没有公布被“划”者的名单,现在不清楚这一人之差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更深处,在1957年还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关进了“牛棚”,甚至连反右的积极分子也被置于死地而丧生。一方面,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另一方面,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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