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时留下一部过去的故事(上)

许多人也许与我一样,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环境总是喜欢怀旧,小时候我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一些过去的事,后来父亲用洋洋洒洒十万字拼凑成一部回忆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更多的故事。父亲躲避过日本飞机的大轰炸,共产党进入重庆后,当保长的爷爷失业,穿美式校服正在憧憬美好未来的父亲也辍学,当父亲知道自己不是爷爷亲生儿子的时候,双方的感情却胜过亲生骨肉,当被批斗的爷爷已经无法站起来的时候,为了爷爷不被暴打,15岁的父亲毅然搀扶著爷爷,被迫在台上挨批斗。父亲还经历一次家法的严惩使其终身铭记而看淡金钱,父亲在严肃的外表后面也有一段含情脉脉的爱情故事。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留下金钱,而留下一部胜过金钱的故事。以下是父亲回忆录的部分内容。

月后押长唐第迁

1935年6月,我出生在现在的重庆永川大佛寺附近,刚来世上不久,从事竹编工艺的爸爸因病去逝,妈妈一人要拉扯我们四个孩子显然非常困难,正好当地唐家需要抱养一子去押长,这样刚满一个月的我就被抱去了唐家。

唐家是永昌镇(现在的重庆永川区)里的一个大户人家,进大门后连接有九间住房,在街上有自家门面做五金生意,在乡区还有许多田土可供收租。唐家的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我,还给我雇来一位奶妈。后来养母又生下了一个弟弟,二个妹妹。我与弟妹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后来,伯伯因赌博而卖掉了唐家相当部分的田土,长辈都同意分家。分家后的养父吃苦耐劳,在“花朝门”租了一间住房。他独自一人步行去泸洲进铁货,起早贪黑,挨饥受饿,爬山涉水,背着沉甸甸的毛铁和五金,要走两天时间才能回到永川。就这样做起了小商贩生意。一家六口人虽说在生活上不冷不热,但起码的温饱问题还是能够解决。

因他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口才也不错,常常为街坊邻居作些调解工作,因此养父当上了永昌镇保长,社会地位得以提高。

躲避日本飞机大轰炸

记得大约在八岁时,日本飞机从武汉飞到重庆进行大轰炸,永川也在劫难中。那时侯,下街子警察局的门前安装了报警器,望城坡有红绿色的灯笼区别警示,只要报警器一响或红灯笼一亮,城里的老百姓潮水般往城外涌,各自去找藏身之地。父亲安排母亲带着弟妹先跑,通常去较远的张家坡农村陈大娘家躲藏,我和父亲紧急处理家况和关门面,然后跑到附近的新桥拱下(现在的泸洲街桥)躲藏,待解除警报后回家。

有一次,小什字中间的路面被炸出一个很深的大坑,幸运的是周围房屋一点没有受损。还有一次刚回家,二楼住房的床上还被飞来的一块大石头砸中。这是母亲的陪嫁床,很厚实的床顶木木板被击穿,奇怪的是蚊帐的布顶一点也没有损伤。

那段时间躲避飞机扔下来的炸弹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但北山一带被炸后损失很惨重,在街上常常能看到难民模样的人。

此后,重庆白市驿机场有了空军部队,并增加高射炮部队,日本飞机也就很少进来了。我的幺叔参加了白市驿机场空军地勤,穿空军服装,胸背斜挂刀袋,佩短刺刀,好威武,好羡慕啊!当幺叔穿便装时,我就偷偷穿他的军服出去耀武扬威,幺叔知道后就责骂我,我没有认错还与他顶嘴,幺叔气急之下就抛来一根竹棍,恰好击中我的后脑,流血不止,这时又把幺叔吓住了,他急忙用水烟给我贴上才止了血。但我心里却暗暗佩服幺叔,打敌人一定很准,真不愧为空军啊!

月余后,幺叔结婚举行老式婚礼。拜堂后新郎新娘要与哥嫂和其他亲友施礼,我们这些小辈们可以与新郎新娘施行倒拜,然后即可在凉席上抓一次“红包”,我没有堂兄堂弟们那么老实,相比之下,我要抓得多些。当时的场面非常热闹,在场的满姑姑好像有什么事,急忙上楼去然后又急急的下楼来,她三步并著两步下楼时出了差错,只见她乒乒砰砰地滚下楼来,幸好是板式楼梯没有被伤著。全家人本来就很开心了,这一下更是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新郎新娘也笑弯了腰。

从懵懂中醒来

我7岁进入小学读书,因贪玩,在三年级时还留了一级。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努力读书,假期在家里往往还要自学私塾的“三字经”和其他古书等。考初中时,我的考分在被录取的十二人中居第二,考上了当地重点中学永中,这时候我才从懵懂中醒来,调皮劲儿大大减少。

当时我所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到高年级的时候就穿美式校服,戴军大盖帽,系军腰带,打军绑腿。进了中学后,仍然穿美式校服(当地城镇只限永中学生)但帽子被改为船形帽。父亲见我那身打扮,加之我学习努力,也非常高兴!偶尔也给我一点零用钱,但大多数我还是去麻将桌边找母亲要,母亲赢了钱会多给点,但母亲也常常输钱,因此我也就什么都要不到了。

我对钱的欲望越来越大,不但偷家里的钱,还时常耍小聪明拿别人的钱,有一次父亲要还钱,将捆好的100张小钞(每10张一小叠)递给我,叫我还给同街的龙家,我去还钱的途中从中抽出两张(约现在的两元钱),我想他们即便发现了也不便提及此事,我这样做了果然没有后果,但命运的安排谁也料不到,八年以后,我竟然成了龙家的女婿,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后来我终于犯过一次大错,当时偷了自家门面租户的钱,被发现后,父亲从未这样生气过,将我一顿痛打,那时都有家规家法,对偷盗行为都看得很重,是非常不光彩的事,败坏门风,当时父亲不仅仅是生意人,还是保长,也算是吃政府饭的人,对于家风看得非常重,是不希望有如此家丑,于是父亲决定不要我了,就扒光了我的衣裤,那时正是数九寒天,赤条条的我冷得直发抖,全身起了鸡皮疙瘩。父亲一定要按家法处置,他给了我一个碗,一双筷子就叫我去讨饭求生,街坊邻居见此状不忍,还有朝夕相处的亲人们全都来苦苦相劝,父亲的气也消下去大半,最终才免去弃子的处罚。经历了此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抱养的,但令人感动的是养父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次教训给我很大的启示,家法虽然没有国法大,但这件事却真正铭刻到了自己灵魂深处,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不良习气,以至于在川西一家大型企业参加工作后,也常常引以为戒,无论当企业医生还是企业管理的科长、行政办主任,还是当企业第三产业部驻成都的总经理,我的一生虽拥有权力,直接跟金钱、利益打交道,但从来没有贪污腐败行为,被许多人称为清官。

肩膀驮著父亲一起挨批斗

当时能进永中读书的人不多,别说学费,光那套美式童子军装就得花很多钱。初中开始不用书包了,只需带当天的课本,放学后我从现在的振兴校(原永中男中的校址)回到小什字的家还有一段路,我每天和同学们一道穿着所有人都羡慕的美式校服,夹著书本,走起路来都格外体面,同时也在梦想和憧憬美好的未来。读书虽说紧张点,但我的学习成绩总能够保持前茅,这样下去上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也不是太大问题。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初中还没毕业,这个好梦就破灭了。

1949年底,来了共产党的军队,政府各个部门全部换上共产党的官员,父亲作为永昌镇的保长(现在的永昌镇志中还有他的排名记载),被共产党拿下其职务也是在所难免的。

学校停课一周后继续上课,但跟国民时期的面貌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到处是红色标语,老师也换掉许多,学生全都不允许穿美式校服,广播里也都是些“嘿啦啦-嘿啦啦-”的歌曲和一些口号声。

我虽然也能够回校上课,但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1950年,因时局的不断变化,失去工作的父亲,生意也很难支撑下去,就打点了生意,换成棉纱40坨,买下了西郊巷的住房(大约100多平方),我们很快就从小什字迁去新居。这时父亲手头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他对我说:“现在的局势已经没有钱供你继续读书,你快15岁了,只有当工人才有出路。”我说:“我可以去考师范学校或者去参军。”

那时103文工团正在永川招兵,我和同班同学都有报名,因我从小就会一点吹拉弹唱,103文工团已经录取我,但父亲反对我参军去朝鲜当炮灰,文工团也不行,子弹可不长眼睛。我被父亲锁在一间小屋里,整整关了两天,最终失去了这次机会。(我安家的亲哥哥也在这一年参军去了朝鲜,回国后在某野战军任排长,他的家庭成分好,后来又逐步升到团长,79年从越南战场回来后升为师长。)

父亲也不同意我去考师范学校,之后,当我眼睁睁看着继续读书的同学们整队上街游行的时候,我低下了头,回家后还偷偷哭过两次。为了分担父亲沉重的经济压力,我同意去当学徒织布。1951年初,我义师领头成立了织布厂,由于生意很好,参股人数越来越多,最兴旺时期,达到上百名职工。厂里识字的人很少,义师就安排我搞一些管理工作。

1951年下半年,当过保长的父亲,终于被打入阶级敌人的群体,被拉出来让群众批斗,然后关押在福丰茶馆后面的一间屋内。他常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疼痛难忍,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母亲苦苦相劝,无奈之下,母亲来厂里找我去劝说父亲。

“弟妹都还小,母亲如何拉扯一大家人,这个家不能没有主心骨呀!”我哭得异常伤心,可以看出父亲非常在乎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孩子,我一片忠孝的态度终于打动了父亲,答应我不再寻短见。但我还是害怕父亲一时想不开,就不敢离开父亲。陪着父亲关押,还常常陪着去挨群众批斗。

有一次,父亲因腿被打伤,在批斗大会上站不起来,但主席台上的人一定要他站起来,否则群众看不清楚,父亲试图站起来但还是没有成功,我知道站不起来的后果是可怕的,不仅当场要吃拳头,拉回房间后不知还要受到多少折磨。我就咬著牙关,用肩膀驮著父亲慢慢站了起来,主席台上的人喊一阵政治口号,台下的人就举起拳头呼应,我也被一同批斗,称为地主崽儿、狗崽子等。

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昔日在街上春风得意,昂头挺胸,今天一下子就掉入了深渊。父亲靠自己的勤奋挣起来一份家业,没有不正当来源,为什么要扣这样大的帽子?当保长也从不欺人害人,还帮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人们都钦佩他,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失去理智,黑白不分?

被无产阶级专政的父亲没有选择自杀,但政府又不愿放人,就将父亲关进了看守所,公安说是有犯罪举报,但很长时间都没有证据结案。

十八梯旁小棒充

织布厂作为股份制的私有企业,在推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统治下,挣扎了一年多,最终于1952年10月宣布破产解散,我因此失业,父亲还在看守所,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又陷入危机,一日只能吃两餐,吃的是清稀饭加煮高粱汤圆。

母亲靠替别人洗衣、做鞋和看小孩来支撑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我已满17岁,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就和14岁的弟弟去打工,但下苦力也赚不了几个钱。那种日子真难熬!后来又去李家沟煤矿抬矿柱(坑木),一周后结账,除了饭钱以外分文不剩,只好回家,在走到双石镇的时候肚子饿了,没钱吃午饭,与我们一道的唐叔叔说去他的亲戚彭家吃饭。

彭孝都比我小几岁,穿着很阔,我们都非常羡慕他(彭孝都的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那时候作为国民党军官正在川西指挥修军事要道和设施,后来被共产党收编。)我们在这里饱餐了一顿。这顿饭不知又和孝都结下了什么缘,几十年后,我竟然和他打上了亲家。(他的女儿与我的儿子结为夫妇)

母亲叫我给满姑姑写信找工作,在重庆大学工作的满姑姑满口答应,叫我快去,说是校长正好缺一个通讯员。于是我从永川步行到重庆主城区,翻山越岭走了二天,当我站在中梁山上看到重庆主城区的时候,感到山城好美呀,美不胜收。

满姑是校内刻板组职员,姑爷是重大数学系教授,他们对我都很好,但三个月后校长变卦了,可能发现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父亲还被关押在看守所,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校长来说是非常忌讳的,我因此失去了这份很好的工作,只得去附近建筑工地打工,去嘉陵江边担沙。后来还去较场口十八梯旁找下力的活,也就是被人们称为的山城“棒棒军”。

不久,母亲来信叫我立即回家,说是西康(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东缘部交界地区)一家大型工业局到永川来招工,待遇很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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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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