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傅斯年钱穆慧眼洞穿毛和中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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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知识份子中,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钱穆。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份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后者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为何这三位文人让毛如此愤恨?那是因为与诸多上中共当受中共骗,留在大陆,饱受中共摧残的民国知识份子不同,胡适、傅斯年、钱穆不仅学问做的好,而且颇具慧眼。虽然他们理念不同,但他们都看透了毛泽东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夺取江山之际,选择了离开大陆。本篇只说傅斯年、钱穆二人。

学术成就

祖籍江苏的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0岁进入新式小学,13岁时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见了后来的大历史学家吕思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学停办钱穆遂在家自学,后到一小学任教。据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讲述,1910年梁启超发表的力证中国不会亡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后,钱穆深受感染,但他与大多数年青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即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寻找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这也是驱动他80年历史研究的动力所在。

没有进过大学读书的钱穆,依靠着勤奋自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历史学家顾颉刚家在苏州,返家小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在读过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但因故钱穆没有去中山大学赴任。

36岁那年,钱穆应顾颉刚的约稿,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反驳康有为等的疑古之说。文章一发表,立即震动了学术界,使人们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出来。顾颉刚由此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教授国文。此后,钱穆又在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后来还开了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门“中国通史”。据说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堂堂爆满,颇受学生好评,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联大上了两年。

除此之外,钱穆还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

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另一位民国大师陈寅恪在看过其稿后,私下对人评价道:“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按:王静安即王国维。)钱穆的学识和声望由此可见。

北大、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后,钱穆撰写了史学巨著《国史大纲》,这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

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钱穆最终选择了去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

毛的一份文告让钱穆选择离开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份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份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创办新亚学院拒绝中共统战

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实上,新亚书院最初的老师和学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轻知识份子;当时及此后在新亚任教人文学科的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复观等,公开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而钱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晚年坚拒中共国号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六、七十年代,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6岁。

结语

可以肯定的是,若钱穆留在大陆,不仅连性命不保,而且也不可能创办新亚书院,更遑论长寿如此。至于性格刚烈的傅斯年同样未必见容于中共。显然,他们的慧眼让他们逃脱了中共的戕害,从这一点上说,那些错信了中共、留在大陆的那些大师们的结局就没有那么好了,陈寅恪、刘文典、熊十力等莫不如此。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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