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时刻:统战内幕—前中共官员亲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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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9月19日讯】这位年过80的中国老人叫程干远,在美国湾区生活了近20年。午夜梦回时,南京汉府街上的一栋小洋房却屡屡在他记忆中回闪。那是当年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的驻地,程干远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十年。

回想那段日子,自己一面要被迫屈服,违心表现,一面又痛恨人性遭到扼杀。事隔多年,那种人格的扭曲还会让他夜不能寐。2015年,程干远在海外出版《中共统战部揭秘》,内心的自省与挣扎逼他道出亲身经历的内幕、黑幕。

上了贼船的统战对象

中共1949年建政后,当年被共产党统策反的国军旧部官兵多数人很快就厄运临头。在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不计其数的中低层官兵被处决,被管制。只有少数被策反的国军高层将领,如程潜、傅作义、张治中戴上了共产党的乌纱帽。

中共建政之初,在政府做官的党外人士不少:中央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所谓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政府委员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谓的“党外人士”;政务院两个副总理都是非中共人士,即黄炎培和郭沫若。

表面看来,这些人被奉为座上宾,但是在中共内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统战对象。

程干远:当时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统战部的工作,有很多叫作“内外有别”,对外是一套,对内又是一套。这就是两个不同的面孔了。

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党委中继续设立统战部。各级统战部都掌握着一批统战对象。

程干远:统战工作的对象在中共建政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的中上层人物,或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些高层人士,一些社会名流。它为什么在夺取了政权以后还要保留统一战线?它要巩固这个政权。它知道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在1950年3月21日的统战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主要职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调整关系”。

在统战部内部,这句话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程干远:每个统战部官员都要确立一个宗旨,统战部到底干什么的。这句话每个统战部的官员都要印在脑子里面,叫作“要时刻掌握阶级斗争动向”。所谓阶级斗争动向,在武装斗争期间,那就是情报工作,敌方的一些动向,军事上的部署。中共建政以后,主要就是掌握所谓统战对象,这些民主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他们的思想动态,真实的思想,对党的态度。共产党人知道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关系内心实际上是很紧张的。他们不可能是所谓同心同德。

初进统战部的程干远被分配到一个叫党派处的部门。

程干远:党派处的任务当时很明确,主要就是两项,一个就是做民主党派,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上层人物的一些统战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做知识分子。现在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和党派处分开了,那个时候因为在基层,统战部人数还是比较少的。统战部党派处当时四个人,三个女将,只有我一个是男的。

国共内战期间,所谓的 “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曾是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的亲密盟友。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的发言时说:“中国急需团结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

不过,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那时的“民主人士”还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对于这个声称追求“自由”、“民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颇有好感。

从当年绝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来看,中共党人根本不想和“民主党派”平起平坐。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他对斯大林说:“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它们都公开地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谈到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刘少奇说,“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16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

长期共存 谢党隆恩

1949年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程干远:“反右”对他们的教训是很残酷的。过去胡适到台湾以前,毛泽东就做了他的工作,写信给他,通过地下党,希望他留下来。当时胡适看了信以后说,国民党的民主自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但是共产党是个有无的问题。恰恰是他的儿子没有听他的话,留在北京,最后自杀,尽管写了很多骂他父亲的话,但是还是不能过关,被迫自杀了。

胡适的这番“民主多寡有无”的话其实是引述储安平1947年发表在《观察》杂志的文章。

储安平,时任《观察》杂志社长兼主编,因为经常刊发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储安平从上海逃到北平,周恩来还亲自去探望过他。

隔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还当上了人大代表。

1957年,在胡乔木的推荐下,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但短短几个月后,他的一番“党天下”言论触怒毛泽东,成为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再度遭受严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给友人留下一张字条后,就去向不明,从此人间蒸发。

官方承认的数字说,“反右运动”中正式划为“右派”的有55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但实际上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如此。中国学者许良英认为,如果算上被诛连的亲属,“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有500万。

程干远:我到统战部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在“民主人士”当中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些人都是惊弓之鸟啊,因为有一些人敢于直言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私下里对共产党都是噤若寒蝉的。

“抗战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帮了共产党很多忙,特别是民盟这些人。在知识界,当时学生一直在闹学潮,在所谓的蒋管区,金融风波啊,都是通过“民主人士”来实行的,用他们的手段搞垮了国民党。结果他们得到的下场都是一个个被关在笼里面。共产党这种过河拆桥,完全不讲信誉的做法,在“民主人士”中间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很多人对这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共产党是没有信任感的,表面上讲的都是好话,但是私下里不会信任共产党的。

对于很多“民主人士”来说,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犹在耳边。当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反右运动”后,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产党的真面目后,将这段话戏说为,“长期共存,谢党隆恩,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程干远:“反右”以后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有的人就总结了一句,我们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听,跟,走”。听共产党的话,紧跟党中央,中央说什么就是什么,走,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党中央,走社会主义道路嘛,这就是我们改造的目标。

解说:80年代初,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获得平反,中央级“右派”中只有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五人不予改正。

“我们就是专门干小报告的”

对于“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统战部都留心记录。当年,程干远在统战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写简报。

程干远:我们自己有个定期的刊物《统战工作情况简报》。这个简报有时候就提供给省委统战部,有时候提供给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有时候就会根据这些简报登在中央统战部内刊上,作为一些机密文件来传阅。

美国之音萧雨:听起来很像是搞小报告的。

程干远:我们是专门干小报告的。哈哈。

打小报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主党派里的官员。

程干远:这些官员中间有一部分叫“交叉”党员,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过去做地下党的,他们就参加“民主党派”。中共建政以后,他们在“民主党派”作为专职的官员。他们的目的就是和这些上层的“民主人士”交往。

各个“民主党派”当时都有一批“交叉党员”。这个就是统战部当时依靠的主力,依靠的对象。通过他们去接触党外的这些“民主人士”,经常地汇报他们的动向。

比如吴贻芳这样的大统战对象,原来金陵大学校长,后来安排做江苏省副省长,因为她是女的,那我们就专门派一个女官员,去跟她做工作,去接近她。

有时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小报告就到手了。

程干远:我记得当时有个“民主党派”的副市长,工商界的,共产党把他当作左派来看的,这个人有一些活动力量,后来被安排了副市长,他就通过和一些工商界头目经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们的一些真话套出来,然后向统战部汇报。他们的行动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共产党的掌控中。他们在私下里讲的一些话,统战部都是一清二楚。

解说:一些打小报告的人是“民主党派”中公开的中共党员,比如 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胡愈之。

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录 《往事并不如烟》中写道:“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之。”

直到“反右运动”过去40多年后,章诒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她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那个少女时代的她认为对所有人都好的“冯伯伯”,其实是统战部派到她家负责监视父亲的“卧底”。

除章伯钧外,费孝通、潘光旦、罗隆基、钱钟书等诸多政界和文化领域的精英都曾是冯亦代的监控对象。但是尽管冯亦代当年极尽所能,积极向上级汇报监控成果,他的入党申请却始终没有获得批准。

2000年,冯亦代出版《悔余日录》,对自己当年为摘掉“右派”帽子,充当统战部告密者的行为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冯亦代自己道出真相,这个秘密恐怕还会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像,这类告密者远不止他一个。

程干远: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像丁光训之流的,赵朴初,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地下党员。丁光训还是第一批派到美国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到美国来的,以神学留学的身份,得到神学博士的党员。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一直到政协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1950年,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对于有一定合法地位的社会团体,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要通过其中的进步份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逐步地改变其政治面貌”。

前面提到的赵朴初是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平日里,他只和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单线联系。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

程干远: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个影响太大了,他们有些国际上的影响。一公开人家觉得你这完全就是搞假的嘛,他怎么是共产党员。你怎么搞一个共产党员来主持一个很大的佛教活动?那影响太坏了。

“文革”期间,曾有一位潜伏在庙里的共产党员露了馅。

程干远:他是假和尚,他是我们派进去的卧底,在和尚中间,在宗教界的卧底。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一些红卫兵,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因此就批斗。他被批斗得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他说,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产党员。

有时统战部还通过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个人隐私,以此为把柄让他们俯首帖耳。

程干远:这也是共产党对外不能公开的秘密手段。比方说有一个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他好色。他有一个小老婆在上海,还有一个在南京。他每个礼拜都坐飞机到上海。但是他不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自己住在南京,他在闹市区中心的楼上保留了一个小的办公室,他利用这个地方玩弄一些女青年。因为经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女的到他那儿去,就给公安部门发现了。公安部门就监视他。这个事情就跟统战部汇报了,因为牵扯到他这个的头面人物,不敢随便动啊。

统战部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就要我和另外一个工商处的一个官员去提审,调查一下这个情况。这些女的大部分是一些饭店的服务员,还有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工资都比较低。每次给她们20块、30块,相当于她们一个月的工资了。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以后向部长汇报了。

如果公开处理他,就要把他撤换掉,对我们政治上也是一个损失。这样部长就找他谈话,要他写个检讨。他一听当然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把柄被抓了。他就写了一个书面检讨。部长就把检讨交到党那边,以后不管共产党讲什么话,他都表现得很积极,非常听话。这个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位安排,还得到了提拔,本来是政协常委,后来还弄到政协副主席,因为他听话嘛。

——转自《美国之音》

(责任编辑: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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