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忆文革杀人比赛 女红卫兵连杀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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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千家驹回忆文章中曾披露文革时期的红色恐怖,指“中外闻名”的女红卫兵宋彬彬曾在杀人比赛中连杀八人。千家驹自己因自杀“未遂”还遭批斗,在家发表感慨竟被亲生儿子举报,因而痛悔加入共产党是平生最大错误。

千家驹(1909—2002),著名经济学家。浙江武义人,笔名钱磊。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广西大学教授,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晚年定居美国,皈依佛门。

文革中,年近六十的千家驹曾被卷入《海瑞罢官》一案,遭抄家、批斗、强制劳动,期间妻子含冤离世。

千家驹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和文革中的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并称自己的苦难是拥护共产党的“报应”。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和杨梨音1936年结婚照。(网络图片)

文革杀人比赛 女红卫兵打死八人

千家驹文章中回忆: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


红卫兵殴打老师。(网络图片)

文章中提到那个有名的北京女孩子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问到她的名字,并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

文章披露,宋彬彬(宋要武)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

千家驹回忆,自己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拉,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文章还披露,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

千家驹称,希特拉的法西斯治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

“共产党治下 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千家驹回忆道,文革中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案,完全是“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来是毛号召向海瑞学习直言敢谏,让胡乔木动员吴写出的剧本,毛完全知道剧本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为的只是以此为文革打破缺口。而株连千家驹,是因为他与吴是莫逆之交。

千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因为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

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只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的姓名,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一辆小汽车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晗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

“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绝望之际,千家驹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车到香山“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在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结果没死,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

妻子知道自杀事件后,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他感叹:“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后悔加入共产党 被亲儿子告发

在这次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正式停职,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

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被捕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不料竟被亲子揭发。从此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

“看破共产” 皈依佛门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惨案发生时,千家驹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千家驹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被问到为何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时,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

(桓宇整理/责任编辑: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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