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清华登顶亚洲大学冠军为何遭质疑?

近日,中共党媒新华社从伦敦传来消息,说“2019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揭晓,清华大学取代此前蝉联三届榜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一”。有资料显示,2013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杂志(Times Higher Education)首次发布“亚洲大学排行榜”时,清华大学排名第六。从那时到今天“登顶冠军”,清华想必是费了番心思和功夫的。

尽管如此,中国大陆的民众似乎对此并不买账。在被删除的所剩无几的留言中,被点赞最多是那句“排名只能作为参考”的评价。看来,这个“冠军”在人们心中并没有多少含金量。还有不少人在嘲弄,“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一个“厉害的国”投入科研经费最多的高校,在亚洲的大学中排名第一,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正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首席知识官所说,“中国高校在亚洲大学排名越来越高,得益于中国多年来对教育的持续大量投资”。既如此,中国人的不屑与质疑是否就毫无道理了呢?当然不是。因为还要看这笔钱“投资”在了什么地方?

据新华社报道,“清华大学本次排名第一主要归功于其教学环境、引文影响和国际展望得分的大幅提升”。而这三项分别指的是此次评比指标中的“教学(25%)、论文被引用情形(30%)和国际声望(7.5%)”。

抛开清华大学的历史积淀与人文气息不谈,优渥的教学环境与资源、良好的国际声望,几乎完全可仰赖中共倾“举国纳税人”之囊相助来实现。至于说“论文被引用”,亦可参照近日山东首富的行贿丑闻来进行反观。如今,中国的红顶商人习惯拿钱买外国学历的下意识行为,焉知不是对擅长搞“金钱外交”的中共政权的上行下效?

实际上,投资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就在于,金钱买不来学问、论文被引用并不等于具备科研能力、拥有科研成果的基本道理,中共还不懂。清华的教学环境再好,在中共的钳制下,也没再出过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空古绝今的“导师”。

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曾留下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传世之言,但对比之下,今日“登顶亚洲大学冠军”、楼宇林立的清华还有大师吗?若真有大师,就不会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纪念碑围挡起来。从清华这种怯懦的行为不难看出,仅是一位民国大儒的纪念碑,就能把“亚洲第一”的清华比下去。

今天的清华无法跟民国大师相较,倒是可以跟国内与之并驾齐驱的北大比比。早在2005年,英国《THETIMES高等教育增刊》就曾公布,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北京大学列世界第十五名、亚洲第一名”。尽管同样获得了“亚洲大学冠军”,但“北大在科研论文被引用一项上的得分竟然为零,这在排行榜的前六十名高校中绝无仅有。也就是说,哪怕一个大学的“论文被引用情形(30%)”差到了极点,也不影响它被评为“亚洲大学冠军”。

如果当时,清华与北大是半斤八两,那么如今“引文影响得分大幅提升”也不是什么难事。早在2011年,“中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总量就已经超越了德国、日本等传统科技大国”,“升至世界第二位”。8年之后,高校论文能被大量引用,不过是水涨船高。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知名高校在科技创新上就有了真本事。

一份曾在网上曝光的“2016年全球最具创新企业100强”的名单显示,“美国和日本分别以39家与34家企业,遥遥领先”。而中国,“2015年的上榜企业是0,2016年是1”,且这家企业还同时兼具著军方、国安、情报这三大权力部门的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不仅在2015年力压美国、排名第一,并且“把这个榜单放大到1000强,就会发现日本则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遥遥领先后来者”。

谈到日本的技术研发,有这样两个“名列世界第一”的指标不得不提:一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二是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对比之下,中国的非权力依附型企业连从银行贷款都难,就更别提能拿到科研经费了。

然而,与企业的窘迫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高校“科研经费腐败十分严重”。2016年,国内多家媒体就曾公开报导,“过去数年间,中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在科技研发,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而且“有关部门规定,这个经费一年花不完要罚款”。清华大学被曝2012年“就(因此)罚了几千万”,所以“到年底了,都在比赛花钱”。

不难想像,比赛花公款的清华教授又怎能写出好论文?这样的大学能获“亚洲大学冠军”,难道不是用公款买来的?连升斗小民都不信,清华又有何名誉、威信可言?从被清华围挡其纪念碑的大师王国维说过的“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来看,今时今日的清华,无论学术上,还是科研上,基本都无“成绩”可言。

只要有谄媚政权的官僚们作威作福,只要有浑身铜臭的知识分子甘当犬儒,清华那顶“亚洲大学冠军”的帽子,不过就是“皇帝的新装”而已;到头来,只能惹人指摘、耻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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