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中国海水养殖业辉煌悲剧——大家一起死

——海水养殖业爆炸——近海生态崩溃的象征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为啥饿不死这组数据震撼外国人》,不仅震撼外国人,连我这个中国人也感觉到那种如遭雷击的震撼。这篇文章是引证或摘录,原作者是一位名叫Janus Dongye的剑桥大学博士。文章说:“眼见方为实。打开你的谷歌地球,从天上看看中国大地上到底在发生什么。西方媒体一般不会报道这些东西。博士先引导围观者来到福建宁德港,并给出一个精确的坐标:东经119°57’45.2″、北纬26°43’02.8″,解释说,这是福建沿海地区。

把谷歌地图放大一点,可以看到海面上漂著上百万个房子和网箱。从浙江到广东,这段1000多英里的海岸线上,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网箱。那是什么?那是中国的“海鲜农场”。

与其出海捕野生海鲜,不如在同一个地方养海鲜。这样一来花较少的精力就能养出鱼、虾、蟹、龙虾、贝类等,挣的钱还多。中国农民不只海水养殖,任何开阔的水域,水库、河流、湖泊都能养水产品。

想像一下,每个网箱养几十条鱼或螃蟹,加在一起是多大的规模。那中国的海鲜消费量是多少呢?据估计每年全球海鲜消费总量1.44亿吨,中国是最大的海鲜消费国,以650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5%……

接下来,Janus博士举出一系列数字,证明欧盟、日本、美国和印度等国海鲜消费量加起来也比不上中国。岂止比不上,我粗略计算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一半。我还可以补充一个数字: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养殖水产品生产国,其产量占到全球的60%。

——这的确是令人震惊的伟大成就。但对于我这个中国生态环境的长期追踪者来说,这种震惊感来自另一个方面:水污染,几乎所有水域及近海重度污染!——这巨量的养殖水产品敢吃吗?

Janus博士还十分兴奋而愚昧地说“在中国每年消费的6500万吨海鲜里,只有1500万吨是捕捞的,其余5000万吨都来自水产养殖农场。而日本90%的海鲜都来自捕捞。多亏了海鲜养殖,普通中国百姓可以买到便宜的海鲜,日常三餐可以吃得起海鲜。”——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中国大规模、爆炸性养殖业的发生史之源头是灭绝性捕捞和灾难性的水污染。——近海捕捞业遭到彻底摧毁,只好用铁笼子围起来养。日本90%的海鲜都来自捕捞,不是人家落后,而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可永续发展的渔业。出海捕捞比养殖成本低,中国过去也是出海捕捞。在全世界渔业大国中,中国是唯一的养殖超过捕捞,并完全依赖于养殖的国家。一言以蔽之,这不是伟大成就,这是灾难的结果,灾难的象征。

Janus博士还晒出一张“典型中国家庭的团圆饭”照片,大都是水产品,确实令人馋涎欲滴,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最好别吃,尤其是发育期的青少年。前两年,发生过北京各大超市下架活鱼事件,媒体猜测或许与孔雀石绿有关。孔雀石绿既是染料,也是水产养殖杀真菌、细菌、寄生虫的药物,但孔雀石绿具有高毒素、高残留和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人吃了很危险。因为这种药物高效,便捷又便宜,所以成了水产养殖户的必备法宝。虽然国家明文禁止使用,但仍然阻止不了其泛滥。孔雀石绿还有一种神奇效用,能使半死不活的鱼恢复生机:只要在集装箱里撒一把孔雀石绿,那些经长途运输而奄奄一息的鱼立即变得生龙活虎。这正好迎合了国人爱吃活鱼的喜好,而且这些添加了孔雀石绿的鱼的口感更好。记者在采访天津塘沽区一养殖户时,养殖户表示从不吃过自己养殖的鱼,并称:“你说哪个鱼塘不用药?不用的话,还有活鱼吗?”——这句话需要解释:养殖户之所以大量给鱼塘用药,主要原因是因为水太脏了,鱼得病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只能用更多药物来保证不死鱼。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也是全世界动物用药量最大的国家。一位业界人士直言不讳:“庞大的产量背后,是禁药的滥用。”《经济观察报》曾刊登一篇报导,题目是《水产老板:海鲜100%都有抗生素避孕药1周喂2次》接受采访的宫先生说:“只要是海水养殖的鱼类,都有大量抗生素投放,例如多宝鱼、大黄花鱼、黑鱼还有金凋,这些当地人根本不吃。我了解的还没有不加的,100%吧,不加不行啊,赔钱的事谁做,这个算是行规了。”

Janus博士盛赞不已的近海养殖业,不过是中国近海生态灾难深化的一个象征。他激动万分的目光所看到的那些无比壮观的鱼排,本应是星罗棋布的渔船。现在鱼排代替了渔船,是因为中国近海生态已经崩溃了。摧毁中国近海的两大灾难,一是灭绝性捕捞,一是无法遏制的污染。这两大灾难,经媒体反复披露,其实早已广为人知。过度捕捞、灭绝性捕捞也称“酷鱼”,能“酷”到什么程度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东海曾发生过“鳗苗大战”,因鳗鱼苗越来越稀少,价格升至历史最高值。鱼讯一到,渔民与更多的并非渔民的淘金者驾船出海,海面上布满了成千上万的渔船。其场面壮观而疯狂,其结果无需智者预言。短短几年后,鳗苗灭绝,数以万计的渔船望海兴叹。以主要产地江苏省东台市而言,6000艘渔船每天捕不到10000尾,平均每艘船不到1尾半。接下来,不光是“软黄金”鳗鱼苗,所有的鱼都捕捞一绝。使用的网具越来越厉害,有一种“底拖网”,渔民们自嘲是“绝户网”,网口从海面一直张到海底,像扫地那样一遍一遍反复拖,扫荡一切。一位船长对记者说,“舟山近海早就没什么鱼了,甚至整个中国专属经济区也没太多好鱼了,只能偷偷去别国的海域盗捕。”

鱼没有了就捕虾。说是捕虾,其实是电虾。以电网扫荡大海,电流大到能电死人。新型的“电虾船”越造越大,越来越多,电流越来越强。有渔业专家感叹:“威力太大了,把虾子虾孙都给捕了!”谁都明白这种疯狂的后果,但渔民们说:“你不捕,人家捕,你不就是傻瓜了。”“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果不其然,鱼虾绝迹了,渔民也随之绝迹了。在这种情况下,近海养殖业应运诞生,壮观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鱼排代替了先前壮观的渔船。

再谈污染。中国几乎所有河流污染并重度污染,再加上海边数不清的排污口,中国近海在劫难逃。有害物质超标,动辄超标几十倍上百倍,甚至能达到上千倍。说超标上千倍,并非吓唬人。辽宁有条入海的五里河,其接纳的污水量大大超过原来的河水量,水质为“劣五类”,其实早已爆表。镉、铅、锌等重金属超标可达国家标准的数千倍。流入大海固然会稀释,但稀释过的海水仍然是毒水,没有任何生物可在其入海口存活。

我在20年前所写的《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一书中,曾有如下评价:“中国近海北起大连南至北海,除了极个别地方,几乎全部海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按照中国国家标准,三类水质为最劣,但中国近岸海水水质以三类和超三类为主。”——按照那时的标准,三类海水已经是污染最严重的水质,所谓“超三类”则是超出了标准制定者当时最大胆的预想。后来情况继续恶化,“超三类”打不住了,1998年又制定了新的标准,增加了一个第“四类”,制定者们的想像力再次遭到摧毁,只好出来个“劣四类”。20年前我曾宣称“我们的海洋正在变成没有渔汛的‘空海’和五毒俱全的‘死海’。”现在灾难更加深重。“鱼讯”是早就谈不上了,鱼已经绝种了。岂止“五毒俱全”,不忍多言了。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在一个新闻节目中曾这样概括:“海洋牧场成海洋墓地,近海捕鱼似大海捞针”。中国已进入魔幻之境。写《百年孤独》何须去拉美,去哥伦比亚?有一位南非鲍鱼专家怀疑中国的鲍鱼养殖产量,觉得一个国家不可能养殖出那麽多的鲍鱼。当他站在福建的大海边,亲眼看到一望无际的养殖鲍鱼的鱼排,大为震惊。在南非,海水养殖业有极高的准入门槛。要兴办一个鲍鱼养殖场,首先要通过严格的环境评估和得到周边社区民众的支持,还要去办理一系列的认证和手续,条件苛严,时间漫长。这位南非专家终于在事实面前低了头,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在中国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陪同他去参观的中国专家后来写了篇文章《鲍鱼产业的‘公地悲剧’该如何解决?》,很有见地。他认为这是一个“公地悲剧”:“反正海域是公用的,成本不高,而治理需要成本,即使我很遵循这一原则,但其他人不遵循的话,事情也是如此,于是乎,我们所说的“公地悲剧”现象是不是就这样在我们的产业中处处可见。

——其实他不必这样过于委婉地问“是不是”。有什么“是不是”的?正是。“公地悲剧”正是现在中国的悲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公地悲剧”这一概念解释中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简单地说,所谓“公地悲剧”是指公有的资源如森林、草原、河流、海域、大气等等,由于属于公共拥有,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权,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过度捕捞、高密度养殖、超标排放,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被称为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正如东海渔民所说:“你不捕,人家捕,你不就是傻瓜了。”“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

简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掠夺性发展、破坏性增长,都可视为“公地悲剧”。回忆起来,其发韧应该是始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改那一段不说了,后来又把公有的土地交给私人耕种,却不给土地所有权,造成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这种产权模糊或产权虚置的独特制度,使土地失去了自己的主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掠夺性使用和短期内产量疯狂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与环境的毁灭。

剑桥博士Janus从谷歌地图上所看见、所赞美的浩瀚无际的鱼排,其实是近海污染和灭绝性捕捞这两大灾难叠加的结果,是“公地悲剧”极速蔓延的新一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把灾难视为灾难,而不是激情满怀地把灾难宣扬为又一伟大成就?

2019年5月27日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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