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中国也有人认同“贸易战是件好事”

进行一年多的“美中贸易战”,前一阵子透露出有望终结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影响力的人士愈来愈了解“贸易战是件好事”。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朱宁就在四月中,对《纽约时报》表示:“在我们绝望的时候,贸易战给了我们希望。”德杰律师事务所(Dechert)北京办事处合伙人陶景洲也对《纽约时报》说:“美国的各种要求可能会逼迫我们不得不推动进一步的改革。”

我们知道,美国川普总统发动“美中贸易战”,主因就在中国对美采取不公平手段,所以要求“公平贸易”。中国有很多保护和不公平政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自己也很清楚,而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四大开放新政策”,就是公开承认了。在领导人公开承认理亏下,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对美中贸易争议的论调就开始转向,中国新闻审查机构对媒体列出可报导和不可报导的项目原则。为了避免散布恐慌,不得在标题中使用“贸易战”等字眼,似乎有意把舆论由原先杀气腾腾、趾高气扬和全面反击的论调,转成克己且轻描淡写。

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可能是担心激昂舆论热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发烧,以致将来一些其实对中国有利的让步,被舆论和人民认为是卖国,甚至引发中共无法压制而要求内除国贼、外御强权的群众运动。

由美国谈判进程的表现来看,并不急逼迫中方尽速达到美方要求,而且很明确透露内容,也没激烈火花。倒是旁观者担心中共“以拖待变”,屡屡提醒川普别重蹈以往政府的覆辙,又被中共戏耍。不过,由迄今的谈判所揭露的内容,都是中方“开放”管制,以及政府对企业放松干预来看,纵然好似挤牙膏似的缓慢,但川普的“结构改革”并未丝毫动摇,且小幅开放所造成的冲击也很缓和。在这期间,中国改革派的言论也逐渐释放出来,而中国经改和中国经济的真相也得以愈见明朗,所谓的“真理愈辩愈明,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差可形容也。

中国1978年底改革开以来,经济开小门十年时已见瓶颈,进一步开放市场就必须释放政治管控力。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却产生相反方向,共党的管控力不减反增,不但体制性贪腐严重,“经济国家主义”和“新重商主义”更发挥得淋漓尽致。1929年华尔街崩盘引发的全球经济大恐慌或金融风暴,1980年代日本的金融大爆炸,以及1990年台湾金融泡沫破灭等历史事件,又在中国出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

简单的说,就是“金钱泛滥”,以致投机炒作赌戏处处,而“供给过剩”所显现出的鬼城幢幢和债务深重,这在自由民主国家早就出现“崩溃”,难怪千禧年之际,“中国即将崩溃”的声音就传了出来。不过,在中共管控遮掩下,将脓疮包了起来,于是“金玉其外”的表面亮丽竟然受到不少所谓“专家”的歌颂,“败絮其中”的脓疮却不断在暗中扩散,不但在中国,还传染扩散到全球。若不赶紧急救将伊于胡底?“全球毁灭”是也!这是危言耸听吗?全球知名的投资家瑞卡兹(James Rickards),早在2016年就以《到毁灭之路》(The Road to Ruin)作为书名,写出空前的金融风暴恐将人类带往毁灭之路,而暴风中心就在中国。

耶鲁大学博士朱宁也在2016年的《刚性泡沫》这本书中,就对中国经济作了剀切的描述。正如朱宁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指导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席勒(Robert Shiller)在该书的序言所说的:“作者论述率直,毫无保留。”将中国经济成长下滑和产能过剩,以及庞大债务这些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的问题,毫无保留的写了出来,还以日本二十多年前因债务问题,在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双重破裂,致经济发展奇迹戛然而止的前车之鉴,期望中国政府缩回干预管制黑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化解刚性泡沫。

他写道:“政府需退出对众多经济、金融、投资领域里的显性和隐性担保,让投资者和企业在享受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对自己投资决策所面临的风险负责。”朱宁表示,化解刚性泡沫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成长模式转型的过程。果能如此,当前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债务攀升、国有企业绩效下滑、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和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都能得到缓解和化解。

可是三年多来,中共政府都把这些话当耳边风。如今川普的贸易战就是压逼中国市场化、结构改革,与朱宁主张完全契合。其实,与朱宁同样看法的中国学者专家大有人在,这些所谓的改革派,也当然认同川普的做法,甚至视川普为中国经济的救星呢!

对于现今中共在谈判过程竟有意拖延,甚至还出尔反尔,想必这些有识的改革之士会心急不已。不过,求人不如求己,何不自己勇敢一点,再以各种方式、各种管道大声呼求改革,并在中国内部对中国人民讲清楚、说明白,唤醒中国人。如此,在里应外合下,共党退位、自由中国会更快速的来到。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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