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韵:《花木兰》遭抵制 中共舆论战害了谁

香港民众持续抗暴,国际声援强劲。此际,中共发动宣传攻势:官方喉舌密集鼓嗓,煽动对所谓“乱港暴徒”的仇恨,并打出“爱国”牌,利用社媒展示“民意”。观察人士指出,此举是想扭转舆论劣势,或兼有为下一步动作铺垫之意。

近日,香港富翁和商界相继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就“反送中”事件表态,其中有的明确支持林郑及香港警察,而有人则只是呼吁停止暴力,似同时向双方传话。从广告发出的密集度来看,这背后很可能有某种势力在推动。

5年前,2014年10月25日,新华网发表了一篇英文署名文章,指当时部分香港富商尚未对“占中”表态,没有公开支持梁振英以及警方对示威的处理。

中共非常重视民意,只不过它的重视和因应是以极权所需为前提。当民众的意向与中共需要不符时,它便采取封闭和压制的作法。例如,在6月份“反送中”初期,中共各路媒体全部对此消声,大陆民众完全不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而当中共急需转移视线或改变局势时,它又会刻意营造出“民意”来混淆视听,其手法包括造假宣传、“五毛”造势、动员有影响力的人士发声等等。

因此,中共控制的媒体不具备正常媒体应有的客观发布新闻、监督政府的作用;中共监控的网络也不是网民自由交换信息之地。红色宣传策动出来的喧嚣沸腾总是令外部世界惊愕。

8月14日,美籍大陆女星刘亦菲在微博转发《人民日报》“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了”的图片,并写:“我也支持香港警察。”此帖文随即遭到海外网友的严厉批评,有人在推特上发起抵制《花木兰》(#boycottmulan)行动,并要求影片发行公司迪士尼换角。

不认同刘亦菲的网友写道:“她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可是却支持共产主义及警察的残暴。”“迪士尼为什么要支持一位公开支持专制政权的中国女星?”

在这场明显被有关当局左右著的表态风潮中,一些内地艺人转发“我也支持香港警察”并参与了央视发起的“护旗手”活动。一时间,贴出这两条信息似乎就是“爱国”了。

在红色的声浪中,“爱国”情还迸发出了杀气:“是我早就派军队去了”;“分裂祖国的汉奸,杀得片甲不留”;“驻港部队绝对不能给暴徒一丝机会,必须快刀斩乱麻”,还有“愤青”扬言要组团到香港去打人。

升腾在大陆网络的暴戾引起了诸多外媒的关注,人们对此感到不安,因为这股情绪已经散播至海外的亲共华人社团和社媒圈,一些冷血言论超出了抒发政治观点的范畴。其实,这正是中共的策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歪曲事实在先,挑动民族主义情绪,让狂乱淹没真相,营造政民一心的假象,释放恐怖气氛,或可对敢言人士起到威胁。

中共的欺骗文宣和随之而起的汹涌波澜,是畸形的。这种群情激愤的表现,不仅是官方操作的结果,其中也含有利诱和威逼的成分。中共把维护它的政权稳定与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捆绑在一起。凡是与中共意见不同者,其个人工作和生活会遇到麻烦:你会被公安传唤,会受到警告、处分,甚至被开除公职,被非法控罪、入狱。而作为企业商家,则将面对失去生意、利益受损的危险。

中共从建政起,不断实施著这种卑劣的手段,导致几代中国人陷入恐惧,习惯了明哲保身,习惯了随着政治风向标行动。而这种大范围的恐惧和随着党的号令而动的惯性,则给了暴政维系生存的机会,助推著恶性循环。

选择和中共官方口径保持一致者,显然选择了忘记或漠视许多重要的事实: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香港对大陆提供了世界第一位的援助;上世纪50-80年代初,香港敞开怀抱接纳了上百万大陆难民,拯救了那些不堪饥饿、贫穷和压迫的中国公民;“六四”屠城后,香港义士展开救援行动,帮助数百名民主人士脱离险境。30年来,每逢“六四”,大批香港民众自发集会纪念,希望大陆人民获得民主自由。

在天安门广场,中共展示红旗的地方,中国民众不被允许发出真实的声音:他们不可以喊冤,不可以炼功,不能说:“法轮大法好”。如果他们做了这些事,就会被拳脚相加,被带上警车,甚至被非法关押、活摘器官。在那面血旗背后,有着70年的罪恶,8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人权迫害。

因此,中国人应以何为“骄傲”?谁是“真汉子”,谁是“英雄”?

8月16日,香港大专学界在遮打花园举行集会,6万人响应参与。《信报》前主笔练乙铮向商界喊话,他指出,商界中稍有良知者,即使不能够在香港公开支持运动,也应当在国际上或不公开情况下支持运动,“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真是狼心狗肺。香港人绝不原谅你们。”

香港“反送中”风暴,是一场真相对垒谎言,正义对抗邪恶的战役。在这场选边战中,没有中立,只有良知的守则。最悲哀的事,也许就是:那些向暴政表忠诚的人,心里非常清楚,在他们引以为傲的“红旗”下,他们不敢说一句“我不支持XXX”,而红色“爱国”者要冲击的对象,是那些不顾个人安危、为所有中国人争取自由权利的同胞。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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