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的三大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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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2月26日讯】新型冠状病毒全面攻陷大陆,国际传播,各国撤侨,航班停飞,美国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62国实行入境管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人造?这次疫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一.感染规模是萨斯10倍

关于这一病毒(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有三个不知道:感染源不知道,传播途径不知道,治疗方法不知道。

1月25日,哈佛大学流行病毒学家埃里克.费格丁(Eric Feigl-Ding)博士在推特表示:我的圣母呀,新型冠状病毒的R0值竟然是3.8!!!这要比萨斯病毒要毒接近八倍。这场瘟疫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全球从未见过的脱缰大瘟疫”。

埃里克.费格丁:“没有夸张”。“有些人认为我企图制造恐慌,我没有,我是科学家。这种病毒很厉害!”他估计,到2月4日,这种病毒将感染13万2000人到27万3000人。费格丁博士认为,封城和实施交通管制“可能徒劳”。他说“模型表明,进出武汉市的出行限制不太可能有效阻止病毒在全中国传播。即使99%的旅行限制有效,武汉以外地区的疫情规模只能减少24.9%”。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四位传染病生物学家在追踪分析和研究之后,23日在报告中表示,武汉地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目前只有5.1%被发现,城市社区中存在大量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染。他们的模型预计未来14天内(从23日到2月4日),武汉的病毒传染人口将超过25万人,预计中国会出现最大规模的病毒爆发的其他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成都。”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讲出了一个令人惊悚、但他自己认为是“保守估计”的数字:“这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1月27日,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根据研究模型分析,结论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每6.2天就会成倍增长。未来的14天中,感染人数将突破25万。这个数字与美英专家的预估是相吻合的。在4月底至5月初高峰期,估算重庆每天的感染病例将增加15万宗;武汉、上海和北京将分别增加5万宗。

香港知名传染病专家袁国勇等多名专家,在医学杂志《柳叶刀》撰文指出,这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在亲属之间传播率非常高。他以深圳一家6口到过武汉后,5人都染病作为案例分析,得出结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入侵率高达83%。

二.新型冠状病毒外泄?武汉病毒实验室引质疑

1月23日,英国《每日邮报》发表专门文章分析,题目很长,写的是:中方在武汉建了一个研究SARS和埃博拉病毒的实验室,2017年就有美国生物安全专家警告,病毒可能外泄导致爆发瘟疫。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在投入使用后,美国马里兰州生物安全顾问特雷文(Tim Trevan)2017年就在《自然》期刊上发表评论,武汉这间实验室,将病毒注入动物身体的做法,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言外之意就是可能造成病毒外泄。

《自然》(Nature)的这篇文章曾经指出两个重点:

1.北京的病毒研究所曾经多次发生SARS病毒外泄事故,因此质疑中方能否确保致命病毒不会再次外泄。

2.中国并不需要一个以上的最高规格实验室,专家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这些多出来的实验室产能,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发。

1月25日,法广报导说,2004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与北京签署了协助中国(中共)建设P4病毒中心的协议。协议规定北京不能将此技术用于攻击性的活动。法广引述法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中方在十多年的合作过程中多次违背承诺。比如中方当初承诺仅仅在武汉修建唯一的一个实验室,但是今天却发现,中共已经修建了多个实验室,某些实验室十分可疑。

1月24日,美国媒体《华盛顿时报》引述以色列生化战专家肖汉姆的说法,指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从中共在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传播的。

《华盛顿时报》文章,题目是“受病毒打击的武汉有两个与中共生物战计划相关的实验室”

原文链接

文章引述以色列生物战专家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丹尼.肖汉姆(Dany Shoham)的说法,“这种致命的动物病毒流行病,可能是在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中传播的。”

2015年11月9日,武汉病毒研究所教授石正丽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电子刊物上发表撰写的论文,题目是“一簇源于蝙蝠的类似SARS冠状病毒,显示出了传给人类的潜能”,2016年4月6日进行了更正。

原文链接

论文中有这么一段:“为了研究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的出现可能性(即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我们构建了一种嵌合病毒”,并说“这种杂交病毒使我们能够评估这种新的棘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还说“在此基础上,我们合成了一株具有感染性的全长SHC014重组病毒,并证明了该病毒在体内外的复制能力”。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表示,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新型病毒,“如果病毒逃脱了,没有人能够预测其发展轨迹”。

包括以色列情报官员、西方权威期刊,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共可能使用病毒研发生物武器,病毒可能从实验室中外流。

究竟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到底从哪里来?跟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病毒外泄有否关连?

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事情都撒谎。如果新型冠状病毒被发现是人工合成的,中国共产党就完了。

三.病毒人传人隐瞒不报疫情严重数据造假

新型冠状病毒迅速蔓延,美国哈佛大学流行病专家费格丁(Dr.Eric Feigl-Ding)在自己的推文中,提出了同样可怕的数据,说这场武汉传出的病毒,是“热核武级别”的瘟疫,他还把这场瘟疫形容是“史上最毒”。

他说那是SARS传播速率的将近8倍。他在回答提问中说:高度怀疑大陆官方公布的确诊和死亡数字。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在美国之音表示,大陆的卫生专家1月9日就到了武汉,对病毒进行确认,随即上报了国务院。中共二十号以前故意隐瞒人传人证据。

1月17日,英国伦敦帝国学院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推测,实际疫情恐怕更严重。并表示,经模型分析推估,截至1月12日,当地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者可能为1723人。而中共官方数据,武汉感染者共45例。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学专家福格森教授(Neil Ferguson)当时审慎推算得出结论,武汉有1700人染病,相差有38倍之多。福格森教授表示,“就武汉已经输出3名病例到其它国家来看,当地病例可能比已通报数字多更多。”他还指出,如今应认真思考人传人可能性。

1月22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传染病学专家尼尔.福格森(Neil Ferguson)新闻发布会上说,“武汉可能已经有4000人被感染”。考虑到误差范围,他估计“目前可能有多达9700人携带这种病毒”。

1月23日,大陆《财新》报导了病毒学专家“管轶”的话说:“连我都做了逃兵!”“但是这次,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做不了了。而且控制成本,应该要几何级数字计”。

1月25日,法新社报导,英国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格拉斯哥医学研究理事会-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University of Glasgow Centre for Virus Research),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等学者在共同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指出,中共公布的数据,可能只有真实染病人数的5.1%。

按照英美学者的估算比率,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仅在武汉至少有6.46万多人被感染。英美学者撰文表示,要制止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个案上升,必须有效控制72%至75%传染个案。

依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1月22日、24日和25日三天的确诊人数分别是542、830和1287例,死亡人数则分别是17、26和41例。如果把这三天的死亡人数除以确诊人数,得到的死亡率“刚好都是3.1%”。

1月26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专家福格森(Neil Ferguson)再次更正了他的推测,他估计可能已经有10万人感染了病毒。“目前可能有10万个”,病例也可能在3万到20万之间。

1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通知,称美国驻武汉领事馆将在28日,用包机疏散其工作人员和部分公民。2003年大陆爆发SARS的时候,也是很严重。但那个时候美国没有撤侨,如果武汉的疫情不严重,美国为什么会撤侨呢?

1月26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承认了对病毒人传人疫情的隐瞒事实,不过他说“不是隐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权”。

1月29日,著名的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一篇叫做“新型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425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数据。

这项研究总结说,“有证据显示,从2019年12月中开始,(病毒)就已经通过近距离接触而出现人传人的传播”。

1月31日,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的最新研究指出,根据研究模型推测,到1月25日为止,武汉的肺炎感染人数应该有75,815人,是官方当时公布确诊人数的72倍。

大陆《人民日报》报导,在天津,当局已启动战时机制,成立疫情医疗救治总医院,说是要以病区为单位,建立500个所谓“战斗方阵”,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不需要知道人数,仅从天津的这个大动作来看,就知道这背后的疫情扩散危机,有多严重。

全球战略实验室(Global Strategy Lab)主任、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全球卫生教授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Hoffman)说,柳叶刀期刊的报告与中共官方早期数据不同,这一事实确实引起了人们对中共信息可信度的“极大关注”。

“如果中国(中共)故意隐瞒信息,不仅危及公共健康,而且也违反《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如果这种病毒继续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传播,那么中共是否一而再地故意提供错误数据,将演变成更加紧急的国际事件。

1月23日,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透露,从武汉旅行史的确诊病例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现第2代病例,且数量仍在增加,预估2月可能是疫情爆发的高峰期。

第2代病例,就是从没去过武汉的人通过人传人染病。如果第2代病例增加,代表其它地方也可能疫情爆发。世卫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戴维‧海曼(David Heymann)亦宣布:“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第2代和第3代传播。”

2月3日,身居武汉的知名作家方方写了这么一段话:“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节日中断了人生。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

(责任编辑:唐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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