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数百党媒记者为何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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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这一个多月来,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武汉人第一件大事就是看‘方方日记’,既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也从她那儿感受武汉人的忧戚。说真的,武汉乃至中国这场旷古未遇的灾祸,好像没有电视报纸的什么事儿,人们也好像完全不知道我们还有电视报纸,大家只顾去搜‘方方日记’,既没人去打听电视报纸说了哪些啥,也不在乎这些媒体到底说了哪些啥,至于信不信这些媒体说的哪些啥,那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之外。”这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2月24日发在自己微博上题为“你们,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一文中的第一段。

文中还说:“很早就听说官方十分重视这场疫情报道,而且派了几百人组成的新闻工作者奔赴疫区。然而,他们全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方方。”

“湖北本地的记者我不便多说,也不想多说,从微信上看到,有些外地记者也不敢恭维,他们笔下的少数疫情报道,好像是在故意侮辱人的智商。”

就我所知,戴建业教授说的完全属实,一点没夸张。只不过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把看“方方日记”当做第一件大事的不仅是武汉人,还有许多武汉之外的中国人,其中也不乏海外同胞。

换句话说,“方方日记”在这次疫情中扮演了本该由大陆媒体扮演的角色,而后者在报导疫情真相,反映民情民心等方面几乎就是集体缺席(借用一篇被封杀的文章的题目来说就是“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两者的反差之大之鲜明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官方派赴武汉的几百个记者“全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方方”?

笔者以为,从根本上讲,不是这些记者都不了解武汉疫情的真相,不了解武汉真实的民情民心,更不是这些记者不想报导武汉疫情的真相,不想报导武汉真实的民情民心,而是因为他们所供职的媒体没有一家不是“党的喉舌”,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不由媒体说了算,更不取决于记者的意愿,而是取决于“真理部”的旨意,而且这种旨意只能照办,不能违背,谁违背谁就会丢饭碗。那么真理部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加大宣传典型”,“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新闻’”,“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一言以蔽之,就是舆论维稳,就是严禁“负面报道”。

正如《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一文所描述的那样,大陆媒体在疫情发展过程中, “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在1月20号官方公布疫情爆发之前, 这些媒体发挥的主要功能是掩盖和安慰, 声称病毒“危害有限”,“可控、可治、不会人传人”。除了语焉不详的几次疫情通报, 武汉当地的媒体营造的气氛都是一派祥和。而20号以后,开始报导大规模感染病例、武汉“封城”、求援, “报导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试想,为了舆论维稳炮制出来的这些“侮辱人的智商”的“暖新闻”、洗脑新闻,脑子正常的人谁会去关注,谁又读的下去?说的都是假话、官话、空话,别说几百个记者,就是再多的记者,加起来也不可能抵得上一个说真话、实话的方方。戴建业教授说的好:“各级各地组织那么庞大的新闻队伍,浪费纳税人那么多钱财,面对单枪匹马的方方,你们难道没有一点愧意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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