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一文或起千重浪 疫情真相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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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来自宁波的医学论文打破了国家卫健委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实际上,这次疫情中无症状感染者具有与发病患者相同的传染力。中共从疫情开始一直编织的疫情传播谎言蒙骗了国内,也欺骗了世界各国。其他国家因轻信世界卫生组织“转播”的中共谎言而疏于防范,付出了重大代价。而中共的疫情数据只公布发病数,不公布感染数,也麻痹了世界各国。

一、一篇医学论文悄悄地撬动全球

3月28日《第一财经》网站刊出一篇署名为马晓华的文章 – 《最新研究结果:新冠无症状感染者密接感染率与确诊者无差异》,摘要报道了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职业与环境卫生所陈奕、王爱红、易波、丁克琴、王海波、王建美、史宏博、王思嘉、许国章九人联名发表的一篇医学论文,论文标题是《宁波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密切接触者感染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刊登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年(第41卷)第3期。从论文原文可看到,该文通讯作者是许国章,投稿日期今年3月4日,该杂志负责此文编辑的是李银鸽。

这份医学期刊是月刊,不知道印刷版目前是否已经发行,但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网站的“预发表”栏目可以阅读下载。之所以开篇详细介绍这篇医学研究论文的作者、投稿时间、刊登出处等细节,是因为这是一篇堪称重磅“炸弹”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旦它的重要性广为人知之后,中共有可能封杀它的存在。果然,到3月29日《第一财经》网站在压力下已删除此报道,但其他网站上仍有转贴。

为什么这篇医学论文这么重要呢?如果仔细阅读这篇论文,不难发现中共掩盖疫情的企图,也可以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在疫情确认方面一直坚持重大错误,还可以判断出,世界卫生组织因听信中共而发布错误信息,贻害各国。

二、宁波市疫情传播分析:感染后发病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率相似

宁波市是浙江省染病人数较多的地方,最初的来源与武汉封城前逃离武汉的浙江人有关,以后就变成了本地传染。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对该市191例感染者从今年1月21日到3月6日进行追踪观察,其中感染后发病者161例,无症状感染者30例,研究团队的关注重心是疫情的传播率和传播途径。他们根据搜集的大量数据做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与感染后发病者密切接触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6.3%;与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4.11%。研究团队判断,这两类感染者传播他人的程度或感染率“没有显著差异”。

所谓“没有显著差异”,是统计学术语,指的是用数理统计学的统计检验方法对大量数据作计算后,上述两种传染率用数理统计理论来推断,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或者说,这样的微小差异属于数理统计的常规误差。检视上引论文原文,该研究团队使用的是数理统计学诸多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中的“Chi-squared Test(卡方检验)”,其计算工具是常用统计软件SPSS 21.0版中内含的“卡方检验”计算程序。研究团队采用的这一统计检验方法和统计软件,在卫生统计学当中是常用工具。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对接触类型的分析还告诉我们,按照患者与密切接触者的关系做统计分析,密切接触者中家人的被感染率最高(17.54%),朋友的被感染率其次(15.69%);朋友被患者感染的方式多半是户外对话、聚餐、会客、共同参与娱乐活动及乘坐同一交通工具。

这一研究实乃卫生统计学应用的普通案例,问题在于,中共治下疫情如此泛滥,诸多研究单位,除宁波这一并不出名的机构外,居然没有一家启动此类课题,也没有一家敢于发表这样的研究报告。是熟悉统计方法和软件的人才严重短缺,还是政治高压猖獗?在国内医界人士中,“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才是真相难见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经验给世界带去了温暖”?

这篇论文得出的“感染后发病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率相似”这一结论,严重动摇了国家卫健委“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这一判断,也动摇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被毫无症状的人感染的风险非常低(The risk of catching COVID-19 from someone with no symptoms at all is very low)”这一结论。国家卫健委的错误有多严重?可以说,它是当前中美在疫情问题上冲突的原由之一。疫情初期,它提供了“不会人传人”的错误信息,然后发出“无症状感染者非主要传染源”的虚假报告,此外还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确诊数据的理解。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疫情爆发的主要承受地之一,上述误导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防范疏失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最近美国的确诊案例数字急剧上升,而中共公布的确诊数字却趋于缓慢增长,于是网上出现了一片欢呼中共抗疫成功的声音;与此相呼应,官方人士对疫情来自美国的指责引起了美国的抗议和谴责,而中共则“骄傲”地宣称,它为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中国行动为世界赢得了准备时间,也赢得了希望,中国经验给世界带去了温暖,也增添了信心”(《人民日报》语)。

中共在疫情期间为世界各国送去了什么?首先当然是带病毒的旅行者(详见我发表在《大纪元》的文章《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其次,它误导了各国对疫情传播方式的了解,让许多政府和各国民众真以为“无症状者不传染”,于是许多国家一开始都疏于防范。再次,它还为世界各国送去了误导疫情判断的数据。随着疫情全球化,大批国家开始检测被感染者,确诊数这个数据成了全世界各国理解各国疫情动向的核心指标。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家的关注点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中国的“确诊率”与其他国家的“确诊率”不是一回事,中共从一开始就刻意压低了“确诊率”。

四、确诊感染还是确诊发病?

有关确诊率的问题,这里不准备谈中美两国检测工具成功率的差异,那要由传染病学专家来解释。笔者关注的是感染后发病者和感染后无症状者这两个概念。为什么?“魔鬼就在细节中”。

中国公布的数据只包括检测后确诊的发病患者,而不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官方规定,“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7版)》定义,疑似及确诊病例需具备临床表现”。而美国实行的是自愿检测,即感染后发病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寻求医学检验,也就是说,美国的阳性确诊率既包括感染后发病者,也包括感染后无症状者。

比较两国确诊率,让笔者想起小学算术里的“鸡兔同笼”,如果数着鸡和兔子的腿来计算一共多少只,却忘了兔子不是两条腿,那当然是错解。同理,中共的确诊统计范畴一开始就是“一条腿”,因为它的确诊定义是确诊已发病,而不是确诊已感染,同时特意排除了未发病的已感染者;而美国的确诊统计范畴则是“两条腿”,既包括感染又发病的,也包括感染而未发病的,“一条腿”少于“两条腿”,就像鸡的腿比兔子腿少那样一目了然。因为中共试图尽量压低疫情统计数据,所以专门规定,未发病的感染者即便检测后发现阳性,因为暂无临床症状而不算“确诊”,结果中国的确诊数一直就被人为地压低了。

如果中国真实地把未患病的已感染者列入确诊数据,与其目前公布数可能有多大差距?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的论文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即与患者共同居住的亲属中被感染的可能性是近18%。按常识推断,美国去接受监测的人群通常是一人出现症状,其家庭成员及其他密切接触者虽无发病症状也会接受检测,那么,一个五人家庭中出现一个患者就可能同时出现一个无症状感染者。也就是说,在美国,有亲密接触史的感染后发病者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很可能是一比一。据此做一个估计,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确诊范畴定义,确诊数可能会翻一番,或许更多。据BBC今年3月25日报道,“3月20日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 发表的文章称,轻症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占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的60%”。这个判断和我的上述推断近似。

五、中央政府责任难逃

武汉是这次全球疫情的源头,目前正展示其“确诊数趋零”的“战绩”,当此之际,《第一财经》这篇《新冠无症状感染者密接感染率与确诊者无差异》的报道无疑给了湖北省和武汉市当头一棒。首先,国家卫健委关于“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之判断就是来自对武汉疫区的观察,究竟是武汉当地政府就疫情传播模式欺骗国家卫健委,还是国家卫健委做了糊涂事,或者,两者皆非,而是高层责任?其次,这篇报道又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既然感染后发病者和感染后无症状者同样都导致疫情传播,那么,将无症状感染者从确诊感染的人群中排除的做法就是人为压低确诊数,也是中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隐瞒确诊数据,这究竟是武汉当地政府自作主张,还是奉命行事?

今年3月24日武汉卫健委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基于现有的数据,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由已出现症状的患者传播的’,因此无症状感染者可能不是主要的传播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的所谓“现有数据”是中国国家卫健委提供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只和国家卫健委打交道;可以说,这个判断是世界卫生组织从中国国家卫健委那里“鹦鹉学舌”来的。至于“为什么无症状感染者不纳入确诊病例”,武汉卫健委的回答更明确,“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定义,疑似及确诊病例需具备临床表现……如果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期间出现了症状,则将其作为确诊病例报告并公布”;也就是说,无症状感染者只要不发病,全世界只有中国把他们算作“无害受感染人”。

从武汉当地政府的说法来看,国家卫健委责任难逃。笔者核对了国家卫健委今年以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2版到最新的3月4日的第7版(第1版未公开),“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这一判断,首次出现在今年1月28日颁布的第4版中,沿用至今,一以贯之。而关于确诊定义问题,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2版到第7版,也同样一直坚持“临床发病,再以检测确定之”这一方针,纳入确诊统计的都已发病并有明显临床症状如发热、肺炎影像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BBC的3月25日报道中也提到,“在第6版防控方案中,无症状感染者并不计入确诊病例,但在网络直报中作为独立类别单独报告,不会对外公布”。

在极权国家,地方政府无权擅自发布涉及全国的重大疫情的确诊标准和关于传播方式的说明。国家卫健委用它的行动证明,无论是确诊定义还是传播方式,都是它自始至终在操盘。而国家卫健委在这些事涉全局的大决策方面绝无擅专之权,只能事事请示,唯命是从;也就是说,在确诊标准和传播方式这两方面隐瞒疫情,问题都出在中央政府。灾难就是最大的政治这一共产党国家的铁律,从切尔诺比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到这次新冠疫情,一再得到映证。问题在于,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蒙住双眼的各国政府,有多少愿意看透这一点?而在全球防疫的紧急状态下,又有多少政府能真正吸取被一再欺骗的惨痛教训?“中国经验”给世界送去的恐怕只是寒冷彻骨的“冰风”,与自诩的“温暖”风马牛不相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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