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大疫下的思考:善行 劣迹与邪恶

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Brooks)撰文/青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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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5月02日讯】瘟疫和战争,这些特殊危机都会引发人们对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善与恶进行宝贵的反思。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好和不好的行为。在最好的时候,我们为家人、朋友、同胞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而无私地采取行动;在最糟的时刻,我们自私地无视他人,把别人视为自我人生道路上的阻碍。

受人尊敬的男女凭直觉就知道美德与邪恶之间的区别,通常会努力遵循对他人做事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些行为不良的人通过有人和他们讲道理,让他们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这些人就会忏悔,寻求宽恕,最后要求融入到秩序井然的人类社区中去。

邪恶是另一回事。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爵士在对人性的晚年反思中表示,邪恶的人不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仅仅是“人类的朽木”。他们即使生活在一个社会内,也始终与社会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他们的恶行可能太隐避,具有颠覆性但并不引人注意,他们与人的任何对话都是伪善的假装。”

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鼓舞下,斯克鲁顿所描述的邪恶倾向在政权行动中逐渐显现出来。

1983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敦促文化领袖提防共产主义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冷战中,要抵制向双方公道地分配道德对等的诱惑。他暗示,如果无视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暴政的历史事实,会使民主国家无力抵抗“邪恶帝国”的侵略性冲动。

斯克鲁顿和里根都知道,革命左翼的侵略性战术不仅是在挫败政治对手,而且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性。斯克鲁顿认为,这些意图代表了对人类的欺骗和否定,“他们对毁灭事物感到自然而然的放松。”

在《大纪元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加拿大记者芭芭拉·凯(Barbara Kay)请读者回想那1917年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产生的“无法估量的人类残骸”。凯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嗜血在历史上司空见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任何形式的怜悯、友善、同情或对敌人的宽容都视为软弱无力的象征。

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动荡中,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将该基督教占主体的国家转变为极权帝国。1989年,苏联帝国在自身内部矛盾的重重压力下瓦解。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左派领导任务被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不幸的是,在西方与中共邪党的关系中,里根警告的“道德对等”分配仍在继续。北京政权能够依靠民主国家中的上当者和被利用的无辜者的支持,人们希望摆脱善恶斗争,却忽视了现实里中国共产党统治全球的野心。

尽管共产主义曾有过革命暴力、压迫、没收财产、饥荒、监禁、强制苦力劳动、控制思想、恐怖主义和军事侵略的历史记录,但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仍将中共视为是互利互惠的新世界秩序中的便利伙伴。

我们在世界商业中心的精英们承认,中共政权作恶多端。它偷走了专利,收购西方公司,削弱西方国内制造业,使我们很多人失业。

但是,为中共邪党做辩护的律师们很容易接受共产党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重要角色。它们剥削廉价劳动力,生产和倾销大量的廉价消费品,并使许多西方大型企业高管们变得非常富有。

到现在为止,民主国家中的绝大多数普通人还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共邪党的直接威胁。人们很高兴地购买廉价的产品,许多人仍然对中共长期以来的侵犯人权行为,和不断增长的全球野心漠不关心。魔鬼开始打交道的利器总是先给你尝到甜头。

时至今日,中共的欺骗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根据大纪元清楚记录的有关中共病毒爆发的时间表,《南华早报》援引政府文件指出,最早于2019年11月中旬就已经报导了湖北省首次报告的感染。随后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指出了在12月中旬出现人传人的证据。

在最初的报导之后,有关病毒性质的一个欺骗性传闻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到处流传。尽管中共政府公开淡化了这一危险,在武汉却采取了严厉的检疫措施,以保护中国其它地区免于疫情爆发。在充分了解其病毒对人类造成的潜在破坏性影响之后,中共却允许数百万中国旅客到处旅行将传染病传播到全世界。

道德思维需要尊重和仁爱的习惯,来维护相互的信任和安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权早已丧失了道德操守的底线。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共同体的背景下,这样的政权就像来自一个敌意星球的游客,这是当今时代的邪恶化身。

大瘟疫给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破坏性影响。但是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中共,就如外婆披风下露出来的狼尾巴。这次瘟疫结束之后,我们将不可能恢复和以往一样与北京当局的贸易往来。

作者简介:

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Brooks)是蒙特利尔的作家和教育家。他目前是加拿大奇维塔斯学会(Civitas Society)的“公民对话”的编辑,他也是《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

本文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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