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瘟疫】北宋贤臣救灾记

文/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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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中有一句话,“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瘟疫可说是古人心中的灾祸之首。

风雅而富庶的北宋,同样经历了多次大瘟疫的考验。大概每隔几年或几十年,地方州县就会发生一次疫病。史书记录了大大小小的疫灾造成的悲剧,也见证了许多文人贤士济世救民的感人故事。

北宋疫灾频发

自建隆元年至靖康二年,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北宋王朝发生了十多次瘟疫,每十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比较大的瘟疫有: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两浙出现瘟疫。泰州知州上疏称:“饿死者不少,无人收拾,沟渠中皆是死人。”当地有一僧帮助埋葬死者,只能把五百或一千具尸体集合在一处掩埋。在灾情最严重的越州,仅萧山县就有三千多户逃亡,县内几乎没有幸存者。[1]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粮食庄稼颗粒无收,大量百姓被迫流亡。旱灾又引发更大的灾难,“困饥成疫,疫气相传,死者十二三”。[2]

不仅是江南,京城汴京也是瘟疫的高发区,出现瘟疫的次数约占总数的一半。宋太宗时淳化三年、五年,真宗咸平六年,仁宗至和元年、嘉佑五年等年份,都有京师爆发瘟疫的记载。每遇疫疾,北宋朝廷都非常重视,皇帝会向神明祈福禳灾,对百姓减免赋税,还要采取很多应对瘟疫的举措,比如选派医生赴疫区诊治,成立制药局研制治瘟药物,并免费把药品分发给百姓。

史书记载,爱民如子的宋仁宗不惜耗费珍稀药材,甚至摔碎天子御用的通天犀角用于配药,其仁心仁政令人感佩。天子尚且如此,北宋才人辈出,他们面对可怕的瘟疫时,会怎么做呢?

防疫于未然

富弼像,取自明代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公有领域)

富弼,北宋名相,具有王佐之才。他曾与范仲淹一同推行庆历新政,还是宰相词人晏殊的乘龙快婿。庆历年间,河朔地区发生洪灾,百姓四处流亡讨饭。当时,富弼因新政失败被外放,他管辖的青州,即将有大量流民涌入。

为了妥善安置流民,他整理出十余万栋房舍供其居住,慷慨地开放官府储藏的粮食,并劝导辖地百姓一同捐粮,供其饮食。他还召集那些曾任职、待缺、寄居的非正式官吏,给予俸禄,安排他们到流民聚集之处,抚恤老弱,以此作为升迁的政绩。富弼救人之心出于至诚,因而人人都尽心尽力。每隔五天,官吏们就带着酒食去慰问灾民。

他还开放了当地的山林池泽,任流民自行获取物产,谋求生计。那时还有大量病故的流民,富弼就把他们合葬在大坑内,名其“从塚”。到了第二年麦收时节,他把收获的粮食赠予流民,让他们能够重返家园。赈灾期间,富弼共救活流民五十多万人,招募流民为兵者达万人。

宋仁宗派出使者,嘉奖富弼的政绩,准备升其官职。富弼却说:“救灾,是臣的职责。”固辞不受。富弼的做法,尽最大努力避免了一场潜在的瘟疫。大文豪苏轼认为,此前救灾,官员就把百姓聚集在城中,放粮施粥,结果导致人员大量聚集,很有可能出现踩踏事件或传染疾病。这样的做法,名义上是救济灾民,实际是杀死灾民。富弼的做法简易周到,“天下传以为法”[3],不知救活了几千万人的性命。

哲宗元祐年间,淮南、京东出现饥荒。在附近做官的滕元发考虑到,流民入城后,容易引发疫疾,于是先在城外的废旧营地上,命富户出资,搭建芦苇、竹篾、茅草等临时住房,一晚上就做成两千五百多间,皆配备一应日常用具。流民到此如归,安稳度过灾年。滕元发仿富弼之法,亦救活了五万人。

苦心求良方

明人绘苏轼像。(公有领域)

长期被贬官在外的苏轼,也多次遇到瘟疫。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黄州不久,当地瘴疾肆虐,连年大疫。苏轼的好友、名士巢谷用一副秘藏药方——“圣散子”治愈病人无数。服药后,轻症者额头微微发汗,就已无恙;重症者连饮数剂,就可发汗通气,稍进饮食,很快就痊愈了。

这副药方堪称瘟疫的克星,无论男女老少皆可药到病除。即使是无病者饮用,也有百病不生的养生奇效,真是济世之具、家之宝也。苏轼见识了圣散子的威力,苦心求取配方。巢谷连儿子也舍不得传,最终还是给了苏轼。不过,他要苏轼指江水立誓,绝不再将它外传。

后来,苏轼第二次在杭州做官,再次遇到瘟疫大流行。怀着拯救灾民的仁义精神,苏轼违背了誓言,毅然把药方送给当地名医庞安,请他医治百姓。此方的每一味药都属于中下品药,一文钱就可配制一副药,千文钱就可配制千副药,是穷苦百姓也负担得起的救命良药。苏轼的大义之举,救活的百姓不可胜数。[4]

苏轼为官一方,为百姓生计着想,特意上疏朝廷,请求减免当地贡赋的三分之一,并下拨更多的财政,用来采购粮食救济饥饿的百姓。他还准备了充足的米粥和药物,派人专门分派到各处。

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大城市,人口稠密,疫情也比其它地方更为严重。因此,苏轼实施一项开创性的救治之法。他用朝廷拨付的两千缗钱,加上自己的五十两金,筹建一座“安乐坊”。这是杭州最早的一家慈善医院,由医僧主管,集中照顾患病的百姓,三年间治愈的百姓多至千人。

规划周详稳度灾年

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为人正道直行,晚年时在越州担任知州。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吴越大旱,赵抃在饥荒到来之前,就命所属各县上报一系列详细的数据。比如,受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自给自足的有多少户,需要官府救济的有多少人,可征收粮食的富民有多少户,仓库可发放的粮食有多少石等等。

饥荒到来时,赵抃就依照之前整理的信息,从容地征调粮食用于救济。救灾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百姓也无需流亡他乡。赵抃考虑问题也非常周全,为了避免领取救济的人太多出现踩踏,他特意安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领取,将潜在的危险降到最低。

大旱之后多有大疫,第二年春,百姓在饥饿、瘟疫的折磨下,死者殆半。赵抃又设立病坊,招募两名医僧,救护无家可归的病患,为其提供医药、饮食。有人病逝了,赵抃安排人就地掩埋他们。

依照宋律,灾年内百姓只可领三个月的救济,但是这一年灾情尤甚,救济发放了五个月才结束。瘟疫期间,赵抃以救人为己任,早晚劳心劳力,从未懈怠,事无巨细一定要躬亲处理。

遇到不便行公文处理的事情,赵抃一力担当,不连累下属;有人上报的对救灾有益的事情,他立即施行;供给病患吃药、饮食的花费,也都出自赵抃的私人钱财。在赵抃的努力下,百姓遭遇旱疫,也能够保全性命;即使不幸病逝,也得以入土安葬。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有一篇文章赞扬赵抃的功绩:“虽然只是在越州施政,他的仁爱却足以昭示天下;虽然只是在短期内施行,他的方法却足以传给后人。”[5]

忘却生死一心为民

文人刘安节,是理学家程颐的学生,历任监察御史、起居郎、太常寺少卿等。因被宦官污蔑,他被外放饶州、宣州,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当他离开饶州前往宣州时,百姓纷纷挡住道路,哭着挽留他说:“我们州从范文正公(范仲淹)后,才见到刘公这样贤德的人!”[6]

政和六年(1116年)春,宣州出现大疫。刘安节选派医生尽心救治,保全无数百姓。然而到了夏天,刘安节不幸感染疫病而逝,享年四十九岁。当地官民为他大哭,孩童也懂得感激他;士大夫无论远近、相识与否,都为他深深叹息。最后,朝廷为嘉奖刘安节的功绩,荫封其子;百姓为刘安节建立了祠堂,颂扬他的功德。

北宋末年,也有位名臣田昼,为人耿直慷慨。他起初在朝中任谏官,后来在淮扬军任长官。田昼任官时为政以德,百姓皆称赞其品行高洁端正。某年,淮扬爆发瘟疫,田昼不顾个人安危,每天亲自带着医生探访病人,询问其用药情况。不料,他本人感染疫病而逝。后来,淮扬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奉田昼为土神,虔诚地供奉香火。

在瘟疫面前,北宋的贤臣尽忠职守,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与百姓同心协力度过劫难。他们的智慧与经验可为后世法,他们的仁义与善良更是感天动地。

注释:

[1][2]《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卷十四。
[3]《富郑公神道碑》。
[4]出自《圣散子叙》《圣散子后叙》。
[5]出自《越州赵公救灾记》。
[6]出自《宋元学案》。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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