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为中共唱赞歌的黄炎培一家9人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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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4日,在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为中共唱赞歌

黄炎培从延安回重庆后,兴奋异常,闭门谢客,仔细回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延安归来》,将他与毛泽东的对话记录在案,并表示,延安“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这本书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最终选择投奔中共的重要转折点。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黄炎培打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曾任中共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毛泽东承诺的“民主”、“监督”都没了

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内务部一次部务会议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做报告时,引用了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谈“周期率”以及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的说法,提出了“民主监政”的口号。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长的质问:“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

一连串提问完全符合当时中共的逻辑,却令谢觉哉猝不及防,想解释,却解释不清。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中共最高层一位领导得知后,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觉哉,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周期率”的对话。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有人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毛去世,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有70多次。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讲:“(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这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这样历史性的倒退。”

黄炎培一家9人挨整

黄炎培与结发妻子王纠思生育的9个孩子中,4个儿子曾出国留学,长子黄方刚,是哲学家,留学美国卡尔登大学;次子黄竞武,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三子黄万里,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著名水利学家;四子黄大能,留学英国,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长子和次子1949年前就去世了。黄炎培和后妻姚维钧育有两男两女。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先是鼓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帮党整风,承诺“言者无罪”,实际是“引蛇出洞”。等“蛇”都出洞后,毛立即将给中共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黄家除黄炎培外,三子黄万里,被清华大学打成右派,四子黄大能、五子黄必信、长女黄路、四女黄素回及其丈夫、二女黄小同的长子,都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全家出了7个右派,黄小同因笃信基督被内定为反革命。

黄万里被打成右派23年

黄万里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工程博士。后受聘为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诺利斯坝公务员。他曾驾车4万5千英里,考察美国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黄万里任中华民国水利部工程师。1947至1949,任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到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调清华大学任教。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学者就已开工的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三门峡水库的人,但是,他的正确意见没被采纳。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致使两岸倒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4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到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

此后,黄万里提出,千万不要将江底6个泄水洞堵死。但在施工时,6个泄水洞还是被堵死。最后,这6个洞不得不以每个洞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他以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等为例,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很有必要。这篇文章却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毛泽东发话后,黄万里立即被清华大学打成右派,剥夺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的子女升学也受影响。他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各种侮辱人格的批判,被迫上交一份份违心的检讨。文革中,黄万里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他的家也被抄数次,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被撕为碎片。不久,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1969年,他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

黄大能被打成右派22年

黄大能1950年7月从大连调到北京后,先在重工业部华北窑业公司研究所任室主任,之后,调建筑材料工业部综合研究所任室主任,1956年7月起,任建筑材料工业部水泥研究院副院长。

1957年7月1日,民盟北京市委在北京西单的长安大戏院召开“反右”动员大会。主持人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黄大能当时很平静,压根儿没有想到反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在单位一直是先进分子,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准备加入中共。

吴晗站在主席台上开始发言,他宣布了民盟内部“罗隆基反党集团”名单,上了名单的人就是右派,很快,几位黄大能很熟悉的人被读了出来:“费孝通、曾绍伦、潘光旦、浦熙修……”读完后,吴晗转身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突然,吴晗又转过身,对着话筒大声说:“还有一个——黄大能。”黄大能一下子愣住了:入党积极分子怎么也成了右派?

黄必信家破人亡

黄家7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不是黄万里,也不是黄大能,而是黄炎培的第五个儿子黄必信。1949年,黄大能带弟弟黄必信从上海到东北参加革命。黄大能调北京后,黄必信留在大连工学院当老师,主讲电工学。

黄必信性格内向,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闲来无事时,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他却边弹边唱,自得其乐。然而,这么一个散淡平和的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开始后,老实巴交的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他实在受不了,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不久,他14岁的小女儿黄可清失踪,从此人间蒸发。接连丧夫失女,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没放过她,仍对她进行关押、毒打。1968年6月15日,余启运自杀身亡。

黄炎培妻子自杀

黄炎培幸亏在文革爆发前去世,否则,如果活到文革,肯定在劫难逃。他的夫人姚维钧,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是黄炎培的贤内助。她倒是活到了文革,却在文革中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年1月20日,服安眠药自杀。

结语

黄炎培是现代著名教育家,曾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21年被中华民国任命为教育总长(部长)而不肯就职。

黄炎培无疑是一个名人、学者、专家,曾经有“不做官”、“不敛财”的美誉,但是,在1949年前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月里,黄炎培也像许多其他名人、学者、专家一样,对中共的宣传缺乏深刻的洞见,对中共的行动只看到表面现象,最后选择投奔中共,其结果是,妻子、第五个儿子、儿媳被中共整死,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有精辟见解的三子黄万里,一生怀才不遇,长期挨中共的整。有关民主、监督的期盼至今天仍是一个梦。

直到去世,黄炎培也没弄明白其家庭悲剧的根源。2004年11月,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谜底揭开:中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党。“假、恶、斗”才是中共的本质。据此观察中共99年的历史,可以一通百通。

今天,中共已经走到了“中国共产党亡”的最后阶段。但是,中共71年的洗脑宣传对许多人毒害极深。或许黄炎培一家9人挨整的遭遇,能够带来一些启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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