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非:中共还会隐瞒下一次疫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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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丑不可外扬,官员只对上负责,中国人好面子,报喜不报忧,怕坏消息影响政绩,害怕民众恐慌,害怕影响节日气氛,害怕冲击经济、外资、贸易和旅游等等,都是人们用来解释中共隐瞒疫情的原因。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非典”和“武汉肺炎”最后都不得不公布了疫情大爆发,但也没有引起社会上多大的恐慌,相反信息透明有效地减少了恐慌。有人用惯性和本能来解释中共隐瞒疫情,可是,惯性和本能又是如何养成的呢?
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从上到下都喜欢隐瞒负面消息,就算有了丧事也要当作喜事办,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要真正了解共产党为什么喜欢隐瞒包括天灾在内的各种负面消息,光从执政党的角度来分析是不能充份认识的。如果没有找出根本原因,无论在技术和法规层面如何努力,悲剧一定会再次重演。非典之后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是活生生的教训。本文就来探究一下导致中共隐瞒疫情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1.本世纪5次大瘟疫,为什么国际上偏偏只说中国隐瞒疫情呢?

本世纪二十年以来出现了5次大瘟疫,2003年中国的“非典”(SARS),2009年墨西哥的“猪流感”(H1N1),2012年沙特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2013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还有就是2019-2020年中国的“武汉肺炎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5次瘟疫,从发病到承认疫情爆发,拖的时间都不短。“非典”拖了5个月,墨西哥的“猪流感”拖了一个半月,中东呼吸综合症至少拖了3个月,埃博拉病毒拖了4个多月,“武汉肺炎”拖了得有一个月。

大家都拖了这么久,为什么没有人责备其他国家隐瞒疫情,偏偏两次都只说中国隐瞒呢?

不是因为对中国有偏见,而是因为一些国家的医学技术能力不行,把早期的病例当作普通疾病处理了。比如,2009年3月18日,墨西哥出现了首例猪流感,后来出现了更多病例,但是当地一直以为是普通流感,直到传染到了美国加州的一个小孩身上,4月15日美国检测出来是一种新病毒H1N1,4月17日发现第二例,4月18日就上报了世卫组织。所以,很多人还以为2009年的H1N1流感是发源于美国呢。

中国的两次疫情就不一样。2003年有香港的基因检测技术支持,随后十几年来中国在与国际合作中生物技术也早已今非昔比。2003年的“非典”,在2月11日就报告给了世卫。这次的“武汉肺炎”,中国在1月3日就报告给了世卫。问题在于,中国政府随后就声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或者没有人传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来中国出差或旅游都是安全的。2003年出了个蒋彦永医生,2020年出了个李文亮医生,当“吹哨人”,都遭到中共政府的压制,直到疫情包不住了,才不得不承认疫情爆发。所以,外界才一致谴责中共隐瞒疫情。

有人会反驳说, 从历史来看“很多政府都会隐瞒疫情”,好像中共隐瞒也就顺理成章了。

“很多政府都会隐瞒疫情”,这个说法本身不准确,“很多”一词比较误导,给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觉。其实能找出来的案例并没有多少。还有,中共隐瞒疫情的特点,主要是地方和中央一起隐瞒,这样的历史案例就更不容易找到了。

拿中国古代来说,地方官员或者伙同朝廷里的几个人,出于团伙利益,隐瞒疫情是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皇帝本人没有隐瞒疫情的动机,只是皇帝自己被人蒙蔽了,这与中共隐瞒疫情没有可比性。

外国历史上有没有地方和中央一起隐瞒疫情的例子呢?人们挖掘出来几个。一个是1900年美国旧金山的鼠疫(属于腺鼠疫),唐人街一名41岁的华人因病死亡,尸检结果是鼠疫,显示发源于中国的瘟疫随着轮船上被感染的老鼠来到了加州海岸。但是,旧金山市和加州官员,包括州长,都否认有任何瘟疫爆发,州政府甚至说服了联邦政府的卫生局局长对此事保持沉默,州长还写信给国务卿否认疫情。另一个例子是1911年意大利的霍乱,瘟疫是从印度带过来的,在意大利的港口城市包括南边的那普勒斯和北边的威尼斯传播开来,蔓延到全国。从地方到中央政府,意大利上下一致封锁消息,而且老百姓也配合,不愿意透露实情给外来的游客,怕影响港口贸易。还有一个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政府都隐瞒疫情。

这些例子同中共的隐瞒疫情同样没有多大的可比性。意大利的霍乱和美国旧金山的鼠疫规模都比较小,灾情不大,过了一段时间疫情就消失了,可谓隐瞒“成功”。一个客观原因是这两种瘟疫不是通过飞沫传染,而是通过受到污染的食物和水或者动物而引起的。相比欧洲中世纪的那场黑死病(鼠疫),1900年以后卫生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意大利北边的德国报纸一直在披露意大利的疫情,这些报纸是可以在意大利自由流通的。这次疫情之所以有名要归功于德国作家写的小说《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后拍成了同名电影),故事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主人公到威尼斯旅游,从传到意大利的德国报纸上了解到了疫情。主人公跟一个小服务生私下打听,服务生开始还大声说“没有的事,害怕是没有根据的”,看到主人公轻蔑的眼神,服务生脸红了,只好压低嗓门说,“不过这是官方的解释, 里面还有一些隐情呢”,老老实实道出了真相。

美国旧金山的疫情,与其说是隐瞒,不如说是否认,不相信有瘟疫流行。因为唐人街的华人不愿声张,有人死了就把尸体藏起来,以免外界更加歧视他们,所以案例不多。还有就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刚刚兴起的细菌学持怀疑态度,州长就对发现鼠疫细菌的那名细菌学家很不以为然。州长还发电报给洛杉矶的家人,让他们赶快到旧金山来,给大家证明他相信旧金山是安全的。但是,加州邻近的各州开始报导旧金山可能有疫情,所以人们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西班牙大流感”并不是源自于西班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美德和所有欧洲参战国怕疫情影响士气,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只有中立国西班牙每天就报导自家的流感情况,于是就有了“西班牙流感”的称呼。参战国的中央政府隐瞒疫情的根本动机是源于战争的需要,两军交战,你说你爆发了瘟疫,不是等于自取灭亡吗?到底如何取舍,这是个两难。参战各方首脑开始都是隐瞒疫情,最后大家都隐瞒不住了,就只好停战罢休,加速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管怎样,隐瞒总是不对的。一百多年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成为了后世吸取教训的案例,而不是仿效的榜样。用这些案例来说明在今天中共隐瞒疫情的正当性是站不住脚的。

2.中共是如何从上到下隐瞒疫情的

我们来看看中共隐瞒疫情的情况。

2003年4月3日,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反复强调“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也是安全的”。当时疫情正在北京蔓延, 张文康作为卫生部长是代表国务院发言,总理不同意他敢乱说吗?在共产党的体制下,总理敢不问总书记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吗?所以“非典”是中共从下到上一起隐瞒疫情的典型例子。当年被免职的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后来都复出做官了,因为他们不过是为党在背锅而已,都是自己人。

2019-2020年发生的这场“武汉肺炎”,几乎是当年“非典”的一个翻版,就连被撤职的湖北和武汉的党委书记,在通告中都是以“同志”相称,并没有被当作撤职处理,给人暂时避避风头的感觉,因为都是为党背锅嘛。下面我们来快速复盘一下地方和中央如何一起隐瞒“武汉肺炎”这场瘟疫的。

1)12月31日前,武汉主动隐瞒疫情

中国专家2020年1月24日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样本是从12月16日到1月2日武汉入院的41个病例,发现最早出现病症的是12月1日。这41例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接触史。中国疾控中心2020年1月29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根据的是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提出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到去年12月底武汉已有47个病例。2020年2月20日《中华流行病杂志》上,中国疾控中心对迄今7万多个病例又作了回溯性分析,武汉和湖北在去年12月底之前就可能已经出现了104名“武汉肺炎”的感染者。

虽然这些论文是回溯,但是数据记录是当时的记录,这些数据表明,武汉市在2019年12月16日之后的半个月,医院已经收治了几十个相同的“不明肺炎”病例。人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及时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向上汇报呢?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是2003年“非典”之后中共花大价钱打造的监测系统,不明肺炎更是监测的重点。但是在“武汉肺炎”中“网络直报系统”失灵了。显然,武汉是想把事情就地解决,不愿在年终时节“给领导添乱”。同时,自12月24日起,当地医院把病毒样本送到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做基因检测,最早在12月27日就得知是跟SARS类似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学者质疑把高危的病毒样本送外地检测是武汉希望私下搞定事情的另一证据。

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两份内部秘密通知,要求做好不明肺炎的救治和报送工作。这两份通知被人泄露到了互联网上。据称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当天晚上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了相关传闻,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确认情况,并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第二天专家组就到了武汉。

2)12月31日后,武汉在中央的怂恿下隐瞒疫情

武汉地方党媒报导说在12月就将疫情上报中央了。不管是武汉主动报告的,还是国家疾控中心主任网上自己看到的,总之到了12月31这天,国家卫生部门已经知道了武汉发生的疫情。当天武汉还发布了第一份疫情通告,声称已发现27例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也在这一天被医院领导约谈,医院让他写一份检讨。

从这一天起,武汉的疫情隐瞒就不单纯是地方性的了,加入了中央的态度。如何定调疫情公布的尺寸,地方和中央都有份了。

12月31日晚间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2020年新年贺词,没有提及有关疫情的任何消息,整个讲话充斥着“全面奔小康”。中央对疫情没有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表态,深谙中共潜规则的武汉官员们知道,谁在这时候爆出坏消息就是给中央领导添堵,给自己断送前程。

1月1日,武汉发布通报,声称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依法查处,新华网和央视都报导了此消息。既然中央党媒定调是谣言,中央最高领导人又不表态,武汉就只好一直隐瞒下去了。

中共《求是》杂志披露,中央最高领导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首次就“武汉肺炎”的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不过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中共一直守口如瓶。外界援引消息人士称,习的要求是“要注意防范”,但是“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这就给武汉官员把隐瞒进行到底吃了定心丸。

如何才能做到不要影响节日气氛呢?就是要守住“没有人传人”这个红线。有三个专家组到武汉,但是前两个专家组都没能发现人传人。他们事后坦承,是被武汉官员给蒙蔽了。据“中青报”下面的《冰点周刊》介绍,接受采访的医生说,医院领导向他们口头传达“武汉肺炎”的上报标准(领导手里拿的是一个白色封皮的手册,又称《入排标准》白皮手册),基本上把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作为上报的必要条件(这样就可排除人传人)。文章引述的知情人表示“院领导要求这个上报标准只能通过面授、电话,或者微信语音传达。”医生抱怨说“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一个都报不上去” ,有医生报了与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例,被院领导“严厉批评”,“嫌我们报太多”。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不少医务人员感染,但医院都异口同声对专家组成员说没有这样的事。被蒙蔽的专家感叹,他只能得出“可防可控,没有明确的人传人”这样的结论。

我们来看看武汉隐瞒疫情的同时,官员们都在忙什么。武汉市和湖北省从1月6日到1月17日的12天里,分别先后召开了“政协”和“人大”会议。所有会议的主题都是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所有会议的报告未提及“武汉肺炎”。值得注意的是,武汉“两会”期间(1月6日到10日),武汉市卫健委停止公布关于病毒感染的“情况通报”;湖北“两会”期间(1月11日到17日),武汉市卫健委停止更新病例,每天的“情况通报”都是41例。

3)中央“内紧外松”,隐瞒疫情

武汉市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上级不授权他没法披露疫情,说这是《传染病防治法》里规定的。人们解读这是地方在甩锅中央。中央到底对疫情知不知情呢?有证据表明,中央不但知道疫情,并且对疫情相当重视。

12月31日派出专家组赶赴武汉,1月1日成立疫情领导小组,1月2日制定了防控方案,1月3日通报世卫组织,1月6在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通报了“武汉肺炎”有关情况,1月7日习近平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1月8日确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原,1月12日向世卫组织提交病毒基因组序列,1月13日武汉市加强口岸、车站等人员体温检测,1月14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疫情防范应对准备工作(发文都是机密级,属于内部秘密部署),1月17日派出7个督导组赴地方指导疫情防控工作,1月19日向各地发放核酸检测试剂,1月20日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社的疫情大事记)。从这些事后发布的紧锣密鼓的日程看,中共很重视“武汉肺炎”疫情。可是,这恰恰成为中央政府隐瞒疫情的证据。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不告诉老百姓。

中共官员自己称呼这种做法叫“内紧外松”。“外松”的后果就是让疫情在民间快速扩散,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照样举办主题为“全民奔小康”的四万个家庭参与的“万家宴”,照样从武汉分流到全国和全世界。1月15号是春运的第一天,几百万人流出武汉,武汉又是交通枢纽,无数人在这里中转,后果不堪设想。

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在几乎同一时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2020年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大谈“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只字未提武汉封城,只字未提肺炎疫情。

3.从宗教心理来看中共隐瞒疫情

人们在分析中共为什么隐瞒疫情时,常常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每每看走眼的原因。中共是一个执政党,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个信仰,是无神论信仰,共产党就是一个宗教,是入世宗教。中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合法性靠的是马列信仰(宗教)的所谓正当性。

一般宗教是基于对神的信仰,追求的是来世的幸福,去天堂,去彼岸;而共产党是入世宗教,它不信神,不信来世,它自己就扮演着救世主,它就是神,标榜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号称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号称是人民的选择,号称有道路自信,号称追求的是“人间天堂”,号称要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

可是呢,人人都知道,共产党总是干错事、蠢事、坏事,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什么真理,共产党也不是人民一人一票投出来的选择,摸著石头过河就是明摆着道路不自信,百年历史证明共产党国家都是穷得叮当响。也就是说,共产党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已经走到绝路,走向崩塌。

没有了宗教的正当性,也就是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2020年是中共定下的“全面小康”年,表面上看这是在打经济战,其实质打的是一场宗教战争,是一场宗教“圣战”,要用经济成果来证明道路自信,证明是人民的选择,说白了就是要证明共产党马列教的所谓正当性。

有个普遍的误区,认为现在哪里有什么人真的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一套,现在的共产党也不是过去的共产党,现在的共产党不过是为了捞钱,包二奶,贪污腐败,及时行乐,毫无道德底线,哪里有什么信仰。

说共产党变了,这不过是老百姓一厢情愿的想法。“人们不信共产主义”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实现目标的手段是推行无神论和暴力斗争哲学。“人们不信共产主义”不信的是什么?只是那个虚幻的“人间天堂”。可是,无神论和暴力斗争哲学的手段已经成为了中共统治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中共不信共产主义宗教的远大理想,却要死死抱住共产主义这个宗教,用共产主义这个宗教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敢于明目张胆地骗人,这是什么样的宗教?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邪教,而且是最大的邪教。

仔细看看,中共的党章里还抱住马克思主义不放,宪法里还抱住马克思主义不放,大中小学的政治课本里还抱住马克思主义不放,政府喉舌的宣传中还抱住马克思主义不放。同样,《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宗教、消灭家庭,这些东西中共根本就没有抛弃,而是像一个紧箍咒一样一直罩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共为了经济发展私有制,一旦感觉动摇了公有制,马上就会阴风四起,国进民退;说要恢复传统文化,一触及到真正神传文化的精髓,马上就打成封建迷信,不过是要用传统文化的幌子搞搞旅游发展地方经济而已;寺庙、道观、教堂里面,乌烟瘴气,信上帝之前首先要信党;大数据、人脸识别、社会信用体制和铺天盖地的天网视频监控,让中国宛如一个露天大监狱;私人财产没有保障,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和白领中产阶级随时会被打回原型,很多有钱人都在向海外转移资产,就是怕哪一天被当作“阶级”给消灭了。

共产党其实还是过去的共产党,本质一点儿没变。 有人不同意,说现在自由多了。那只是现代通讯和广播技术发展的结果,渠道多了,面更广了,共产党控制起来更加困难,它做不到的事不等于它不想做,共产党想要控制的意志与过去一脉相承。对于共产党想要打击的对像,共产党的控制比过去还要先进和狠毒不知多少。过去的黑五类,中共要丑化他们还只能局限在连环画、大队的高音喇叭和寥寥无几的几部电影里,放到现在,会是什么样?中共今天的宣传工具,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电影,图文声情并茂,无远弗届,全世界都能看到。共产党污蔑法轮功的情形,不就是明证吗?

对于中共来说,在共产主义作为宗教信仰崩塌的情况下,靠什么来维持其宗教的所谓正当性?最大指标就是“太平盛世”、“过上幸福生活”的假象。任何负面消息都是中共不可承受之重,中共等于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只能有喜事,不能有坏事,任何风吹草动都是“颠覆国家政权”。

共产主义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蓝图,但是现实中却是一路走来的暴力血腥谎言和贫穷。“北上广深”几个一线城市的浮华代表不了中国,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才1000元,在贫困线挣扎。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沦陷,诚信危机,笑贫不笑娼,假冒伪劣,层出不穷的毒牛奶毒疫苗,人权迫害,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等,中国哪里是什么“太平盛世”,可谓危机四伏。信仰与现实的反差,导致共产党必须极力掩盖坏消息。有人说中共隐瞒疫情或负面消息是惯性,这个惯性是哪里来的呢?根子就是其宗教心理造成的。害怕人民知道真相,也是中共的邪教本质注定的。这就是“厉害了,我的国”还要修建防火墙,把中国人民圈在一个局域网里的根本原因。

西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涉嫌猥亵儿童的性侵或包庇性侵的案件,长期被掩盖,就是因为这是教会不能面对的。根据真人实事改编的电影《聚焦》(Spotlight)就讲述了这样的一段故事。事情发生在波士顿,调查对像由最初的一起案件,扩大至受害者声称的13名神父,并最终统计出87名涉嫌的神父。为什么教会上下一致地掩盖丑闻呢?因为这有关教会的声誉,更关系着人们对这一门宗教的信仰,人们把信仰寄托在这些神职人员身上,教会坍塌对这一宗教将是灾难性的,所以,本能的反应,就是上下都掩盖。

相比其他宗教,中共因为掌握著全部的国家权力,其掩盖起来的力度和广度自然无人能出其右。拿疫情来说,中共不光是在公开疫情前掩盖,就是公开之后,也一样继续掩盖疫情规模和死亡人数。有人根据武汉市民领取骨灰盒的数量推测武汉的死亡人数在公布数字的十倍以上。中国的感染人数在世界排名落到十几二十名之后,难怪别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2003年的非典,全球死亡800多人,其中香港死亡近300人,而大陆死亡也只有300人出头。要知道香港的卫生医疗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平排在世界前列,远远高出大陆,怎么可能与大陆死亡人数差不多呢?中共自己也挂不住脸,人民日报出面解释这个现象,说是大陆人用了板蓝根。还好,到了2020年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人们不再相信这些偏方了。

共产党不光是掩盖疫情,还特别善于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大家看主旋律的报导,一场大国抗疫,展示了制度优势,赢得了人民感恩,贡献了中国智慧,输出了中国援助,惊天地、泣鬼神,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瘟疫真是个好东西”,有网友嘲讽,在中共眼里,只闻瘟疫之百利而不见其一害,要不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

4.结语

有人提出,是不是学美国也弄个“保护吹哨人法”,或者让中国疾控中心(CDC)跟美国的CDC一样拥有独立发布疫情的权威。其实,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第九条就明文鼓励单位和个人“吹哨”,有用吗?中国疾控中心权力再大,那个中心主任,起码得是个党员(不是党员就更别提了),党员不得归党委管吗?发不发布疫情,还得让党过目。所以,光从表面和技术层面找原因,解决不了隐瞒疫情的根本问题。

中共隐瞒疫情,掩盖负面消息,虽然有人性、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必须从共产党的宗教圣战中去寻找。中共的政教合一,政权的合法性依靠宗教的正当性,而宗教的正当性又依靠“太平盛世”的假象,依靠“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形势不但要大好,而且要永远总是好”,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负面消息是无可原谅的,阻碍共产党宣传“大好形势”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

为共产邪教的所谓共产主义信仰寻找正当性,从而为统治寻找合法性,这就是中共隐瞒负面消息的宗教情怀,或者说邪教情怀。正是这种心理,使得中共不但隐瞒人祸,也隐瞒天灾,隐瞒瘟疫。

政教合一的中共,就是邪教加黑社会,什么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要避免再次隐瞒疫情,就需要抛弃共产党。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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