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习近平处理香港 手法为何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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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7月03日讯】中共快速通过港版国安法,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弹。有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从审议到通过仅用不到两周时间,凸显习近平与其父习仲勋当年处理中港事务的行事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北京声称国安法影响的只是极少数人。但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形容,港区国安法是一国两制的丧钟。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认为,国安法并没有经过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审议,更凌驾于《基本法》与本地法律,剥夺市民基本权利。

美国之音报导说,港版国安法通过标志北京不惜以破坏一国两制承诺,以及进一步加深与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关系的裂痕为代价,而全面收紧对香港的管控,并致力于对香港实现彻底的政治转变。

有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从审议到通过仅用不到两周时间,凸显习近平专制的领导风格以及对异见毫不包容的态度。这与其父亲习仲勋在1978年至1980年在广东省任职期间处理中港事务的行事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习家父子两代中共领导人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大不相同?

美国之音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畅销专栏作家陶杰的话分析说,中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国家。邓小平统治中国的时候,说过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中共对外政策要韬光养晦。邓小平过世后,新上台的领导人很快改变了规则。

邓小平当时对香港人说的是50年不变,50年不够再给你50年。但他死了以后,新上台的领导人和他的想法不一样。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过中共迫害,他本人受过邓小平排挤,性格和心理会留下创伤。他觉得自己已经退让足够。中共是人治,没有办法。中共的思考方式是和外面的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学者唐志学说,香港人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领导人就是习仲勋。

习仲勋1978年至1980年曾在广东省担任过省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一到广东就发现偷渡问题严重,发现中国很落后。很多人要离开中国前往香港。

1979年6月份,中央开会,李先念批评他和广东的领导人,说他们没有把工作搞好。习仲勋还做了检讨,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发展生产,要治本,要让人活得更好;第二是爱国教育,让人们信任四个现代化;第三个是抓所谓的蛇头、做好堵截工作。

习仲勋感觉到可以通过特区让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区搞好,也需要香港人来投资。所以马万祺、李嘉诚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习仲勋。

为什么习近平和他的父亲在处理香港以及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手段截然不同?

陶杰说,在中共的人治中,父亲左儿子可能很右;父亲很右,儿子可能很左。所以这里面或许有逆反心理。习仲勋当年在西北陕北这种地方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这个人性比较多一些,党性比较弱一点。

陶杰说,习仲勋看到深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他人性的那一方面浮现出来。而且到底是100多年前生的人,他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可能是满清末年,或者民国初年,可能早年受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响。但是现在中共的这一代领导人,完全没有这种思想了。

(记者李芸报导/责任编辑: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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