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38次为毛泽东“做警卫”文革挨整8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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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由王芳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王芳因此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但是,到了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时期,王芳却倒了大霉,从1966年就挨整,1967年底被抓起来,1968年2月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押,直到1974年10月才获释。

王芳在温州挨批斗

王芳是个山东大汉,1949年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长。1950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1955年4月至1965年8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1964年9月至1966年任浙江省副省长,1965年8月起,兼任中共温州地委代书记。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曾任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的罗瑞卿,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彭真等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不久,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是分管政法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罗、彭、刘被打倒后,全国政法系统一大批官员被打倒。

文革狂风刮到浙江温州后,前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时任温州地委代书记王芳,被当成温州“最大的走资派”打倒,遭到大会批,小会斗。1966年11月18日,王芳被造反派围困在温州公安局,持续几天。他的秘书向浙江省委和中央办公厅报告后,引起关注。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毛泽东签发的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人到温州,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11月26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策赶到温州,在温州公安局门口,向造反派头头宣读了这份中央文件。但是,造反派头头怀疑文件的真实性,还扣押了沈策,派人到北京核实文件的真假。11月29日,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一份文件,称中央文件是真的,必须坚决执行。之后,造反派才陆续散去。

王芳在杭州挨批斗

温州的批斗刚平息,毛泽东提出的“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响遍中华大地。1968年3月18日,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接见浙江赴北京汇报的代表时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和秘密录音”,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监视”,“还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我们”。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誓师大会”。之后,浙江“省联总”造反派把王芳这个前公安厅厅长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

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讲,浙江公检法是“借共产党的招牌,为台湾、美帝、苏修效劳”。“浙江公安机关的领导收集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报到台湾去了,为台湾建立了特务组织,进行内外勾结。这样的专政机关不砸烂不得了”。浙江省在“砸烂公、检、法”的过程中,666名政法干部,被斗争、审查298人,被隔离88人,受到各种处分74人。全省劳改干部被揪斗、游斗、关押、审查达1190人。

王芳被押解到北京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江青先后在15个场合提出过“砸烂公检法”,点了20多位公安机关领导的名字,包括王芳。

1968年2月28日,王芳被关押在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据点。突然,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要他收拾一下东西,立即转移。王芳以为要搬到杭州另外一个地方。没想到,他被押上车后,汽车直奔笕桥机场。在那里,他被押上一架空军专机。

王芳上飞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开,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外,其他乘坐的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他不知道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那些人。直到6年后他从狱中出来时才知道,同坐这架飞机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长王济普,浙江省公安厅长吕剑光等。

这架空军专机共解押17人到北京。他们都是与侦查“18号专案”相关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官员,一到北京,全部被关押,并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讯。

王芳被追查所谓“黑材料”

王芳回忆说:在北京受审查时,中央专案组没有要他交代“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谁反对江青,就坚决打倒谁。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朱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我在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一天吃三餐,副部级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饿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

“18号专案”是怎么回事?

1954年3月7日,江青收到一封从上海寄往杭州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谈了一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江青把匿名信给王芳看了,要求他破案。江青回北京后跟毛泽东谈了这封信,得到毛泽东的认同。这个案件被称为“18号专案”。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第二书记陈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决定把这封匿名信作为一个特大案件侦破,由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由黄赤波负责,浙江由王芳负责。由于匿名信的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求将侦查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鉴定,结果都不是。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查明写匿名信的人,是中共元老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朱明向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说明情况后自杀)。

江青销毁所谓“黑材料”

在调查“18号专案”过程中,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搜集了大量材料,包括江青30年代在上海淫乱的材料,归档存放起来。

1959年3月24日,江青入住上海锦江饭店。3月26日、4月1日,接连收到两封匿名信,讲的也是她30年代在上海滩的丑事。江青将信给他的山东老乡、时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看了。康生看后说:这是一起特大反革命政治案件。然后,江青和康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责令罗瑞卿10天内破案。罗瑞卿立即与在北京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通电话,要他安排刑侦专家火速来上海,和上海市公安局一起破案。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为专案组组长。

在破案过程中,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包括江青当年的一些风流照片。结案后,这些材料都存在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柜里。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办公室的保险柜中翻出“18号专案”的部分材料,立即报告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张春桥立即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4月21日,江青派人到上海将“18号专案”的全部档案拿到北京。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亲自动手,销毁这批材料。

王芳挨整的真正原因

这批材料销毁后,江青还不放心,担心当年参与查办上述3封匿名信的公安机关的官员把她的丑事抖出来。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材料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要案,由谢富治等负责。从此,包括王芳在内的一批参与查处上述3封匿名信的公安机关负责人被抓到北京关押、审查。

直到1974年9月28日,王芳的妻子刘馨致信毛泽东说,王芳已被审查6年多,身患各种疾病,随时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结论,或让他回家治病。毛泽东明知王芳没什么问题,1974年10月28日,批示“解放”王芳。1974年10月29日,王芳获释回家。

从1953年起,毛泽东到杭州40多次,住了800多天,其中,38次由王芳负责警卫工作。每次王芳都是全心全意,尽职尽责。仅仅由于毛的妻子江青担心王芳将她的丑事泄露出来,就将他在北京关了6年多,折磨得一身病。

江青整王芳说明三点:第一,做了亏心事,总怕鬼敲门。文革时,江青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表面上风光无限,内心却虚弱得很。第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力完全成为其发泄个人私欲的工具。第三,没有毛泽东背后支持,江青不可能如此胡作非为。

王芳忠心耿耿为毛泽东、江青服务,换来的却是挨整8年多、被关押6年多。此乃前车之鉴,今天替中共卖命者当引以为戒。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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