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闻】武汉肺炎受害家属发起第二起索赔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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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7月30日讯】武汉市民徐女士在今年一月爆发的中共肺炎疫情中失去了父亲。她在上个月向武汉市中级法院邮寄了索赔追责的起诉状,并被法院签收。这是自“新冠病毒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成立以来的第二起索赔追责诉讼案。

武汉市民徐女士回忆,父亲一向身体健康,今年1月中旬,他突然出现感冒症状。

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徐女士:“他第一次感冒去就诊打针的时候是1月16号左右。不知道人传人,我们只是在媒体上知道好像有传染病,至于是什么传染病也不知道。好像说是有肺炎传染病,但是过了几天政府辟谣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大家就都没放在心里,没当回事。所以我父亲当时感冒了压根就没想到会是传染病,然后就去社区的医院打针。当时大家都是没有戴口罩的,都没有防护。整个武汉都没有防护的,因为当时辟谣了么。”

根据金银潭医院专家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武汉市疾控中心最晚在去年12月16号就已经注意到了疫情。但是警报只是在系统内部拉响,相反对外当局一再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直到今年1月20号才终于承认“肯定会人传人”。随后武汉在23号突然封城。武汉的医疗系统面对大量患者,迅速崩溃。

徐女士:“(父亲)到了1月25号的时候就开始发烧。晚上去医院拍了CT,结果就显示双肺严重感染。基本可以确定是病毒感染。但是必须做核酸检测。我们就去定点医院排队。当时自己是没有资格去住院的,只有社区安排。我们打了很多次120求救,被拒绝了。”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 杨占青:“虽然医生也认为他是疑似感染,双肺都发白了,但是还是要求他去做核酸检测。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只有核酸检测阳性才有资格去住院。所以他们等于又花二天的时间,那个核酸检测报告才出来,是阳性,然后才有资格去排队入院。”

1月29号中午,家人终于接到通知,可以将持续高烧的父亲送去医院。

徐女士:“我们1月29号中午到了医院以后,结果在大厅里等了五个小时。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进入病房。那就是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吧。”

杨占青:“按照她的说法,就是他们到医院之后基本上就没人管。甚至连上厕所都没人管,大小便都在床上。所以其实就是白白等死。”

1月31号,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2月2号凌晨,噩耗传来。

徐女士:“结果到了2月2号的凌晨3点半左右,就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病逝了,走了,说是抢救无效,多器官衰竭。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人当时都已经打包了。”

杨占青:“他这个案例也是非常典型。就说明了前期政府它隐瞒这个疫情。普通的民众根本不知道疫情已经蔓延那么厉害。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已经是感染都已经快半个月了,其实就非常严重了。但在那种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可用的医疗资源。另外呢,政策上(当局)它会设置一些门槛,比如说必须核酸检测阳性才能够有治疗的机会,所以就导致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治疗。”

徐女士在7月20号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武汉市中级法院邮寄索赔追责的起诉状,在7月21日,该起诉状被武汉中院签收。

徐女士:“自己这种悲愤、愤怒。我父亲就这样走了,最后一面没有见到,然后连葬礼也没有一个。人突然之间就这样走了,我觉得我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个事情要负责任。它主要就是没有告知群众,这就是它最错误的地方。如果它告知了,我们就会采取措施,但是你没有告知我,我们都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被感染的。”

徐女士在决定维权后,并不想在媒体曝光,但至今没有任何部门给她任何的回复。“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杨占青表示,曝光后地方政府官员会极力胁迫当事人放弃维权。但如果不曝光给媒体,地方官员估计没有人在乎她是否起诉。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陈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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