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潘焯鸿:无惧权贵揭弊 替天行道

FacebookPrintFont Size繁体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8月04日讯】5年前,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焯鸿发现港铁沙中线偷工减料,于是一步步揭露这桩丑闻,期间他与家人遭受生命威胁,丧失7亿港元的营业额,都未能阻吓他发声。今年7月他决定参选香港立法会议员,因为他相信手中握有权力,能更有力地捍卫香港人的权利。虽然港府无预警延期一年选举,这份参选初衷,仍将伴随他迎向未来岁月。

潘焯鸿日前接受《珍言真语》专访,娓娓道来漫长的揭弊之路。

2015年,潘焯鸿发现有人有系统地剪短沙中线红磡站扩建工程的钢筋,“情况远远超出了我可以接受的范围。牵涉到人命、公众安全,它不只是个贪心、钱的问题,简直就是草菅人命。我觉得过分到完全没谱。”

他开始向地铁总承建商礼顿与港铁反映,“但是都不买我的帐,我觉得被人玩弄。”他发现港铁与礼顿两边相互串连。于是,他向港府申诉,没想到得来更令他愤怒的结果。“它(港府)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出现,做法是想解决我这个吹哨人,灭了声就算解决了。它的态度就很简单:我不管地铁和礼顿怎么解决,总之我告诉你说:解决了。”

不认输的他又层层上报。直到2017年9月,港铁、礼顿与他签下协议:愿意补救结构上存在的安全问题。2018年2月,他得知港府暂停礼顿的牌照,“那就告一段落吧,对我来讲目的也就是这样。”不过,中科原本九成生意来自港府与港铁,也因此未能收回红磡站工程尾数约6,000至8,000万元。其后每年高达7亿元的生意额也化为乌有,“当然这些没关系了。”

原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不久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死亡威胁:恐吓电话、信息,他的车胎被捅爆,后视镜、挡风玻璃被砸烂,用车伤痕累累,“我当时面临的处境可能就是死了,可能(被人)就扔下楼了。”不仅如此,还以他两个女儿的安全为威胁。

“2018年5月,我觉得一定要公开了,不公开我的个人安全真的是没法保障了,我觉得政府也不会帮我。2018年的5月29日就有报纸报章爆这件事出来了。”然而聪明的他事先做了策略安排。

“如果我一下子把事情爆出来,第一,这个事情很复杂,市民听不明白;第二,港铁出来讲两句,跟着就把这个事情推走,新闻也就登一天就完了。几个月以后我会面对更大的安全问题,而且这件事情也解决不了。”潘焯鸿先沙盘推演了一番。

他刻意先公开不是重点的部分,将部分事实隐而不谈,“我尽量不要跟他们直接对垒,直到抓到他们所有的弱点,我再出来动他们。”“他们不断地说谎话,然后不断地被揭露,不断说谎话,不断被揭露,导致他们在市民眼中,完全是一坨屎。”后来港府成立独立调查会得出的调查结果“百分之三十几有问题,大过我的估计。”潘焯鸿说。

但事情似乎尚未完结,后续的司法复核、多方聆讯,过程与结果都让他直呼荒谬,但他也不打算认输,“我手里有现在航站三十多万份文件,我已经整理了26件罪项出来,每件罪应该都有人坐牢的,我不会放弃,我跟着都会不断去做,直到有人坐牢为止。”

与港铁弊案纠缠五年,这场漫长、小虾米对大鲸鱼的抗争,期间连亲姊姊都跳船、弃他而去。而冷静、讲求数据与证据的工程师专业训练,以及不认输的性格,让他走过低潮与打击,令真相曝光于大众前。过程中他发现香港在主权移交后,整个社会向下沉沦,尤其身处顶层金字塔的精英,“他们管理著整个社会,包括专业(人士)也都在其中。如果专业(人士)不守本分,利用他的专业去找钱、去争取个人利益,找完快钱就尽快走人,离开香港,或者享受他的个人生活或者是家族生活的话,那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我见到任何人破坏香港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权贵,我都不会怕。而我会去对付他们,让他们承担干坏事的后果,从而令其他人没这么大胆去继续破坏香港利益。”

今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眼见香港口罩荒,于是他与员工投入研发“可重口罩”,利用台湾的布料,在越南大量生产,然后回到香港做包装、消毒及设计,“利用了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我们所知道的优势,5月初就开始生产出来了。”

他比喻香港像个外皮尚完好,内部已溃烂的苹果,“现在香港的处境,大家看得很灰暗,甚至有人宣扬,在制度上面无法反抗了,已经溃烂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他认为应该尽力去扭转目前的颓势。

《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就等于台风来了,已经在我们头上了,所有事情都已经不受控制了。但那一刻一定会过去的。过去之后,回头看,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将一个烂苹果治好是极其困难的,种个新苹果出来可能简单点,但是我们本身处在一个烂苹果里面。所以我决定不放弃,死都要留在这里,希望有一天这个苹果可以固本培元被治好,这就是我的目的。”潘焯鸿说。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建筑工程师为港人制口罩 曾直言港铁问题

记者:先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么漂亮的口罩?

潘焯鸿:经历过SARS,第一件事情想到如果疫情发生,口罩就会不够,首先去印尼买口罩。我们做工程的比较注重规格,就算是三层口罩,然后发现印尼给我们的口罩开始偷工减料了。我们开始到处找,去俄罗斯、土耳其,我们也有在街上派捐给香港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开始产生口罩的第一个历程。当时香港封关、半封关,海外工程都全部停了下来,在黄历新年后基本上是不用开工,我自己和公司十个、八个的嫡系员工照常回到公司。我们在口罩方面继续去钻研去发展,有两条线,一条线尝试生产三层口罩,结果土耳其做了;接着第二条线我们生产可重口罩。我们觉得三层口罩长期不下去,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是主要生产熔喷布的地方,如果关闭了熔喷布,全世界都没有供应的话,就做不了口罩了。我们要找新的路出来,去做新的口罩,使大家不需要依赖某个地区去供应,不够dignity(尊严),所以我们就想可重口罩。

可重口罩是香港人的特色,我们按照所有口罩的标准,做口罩的原理和基础,也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不同的资料,我们的口罩用了聚乙烯亚胺,其实不是我们想出来的,2008年的时候就有人想出来了。接着我们在台湾有分公司,是做工程的,台湾公司里有一位工程师的家族,是做人造纤维化纤出身的,他说你交过来做。

我们利用了台湾的经验,台湾人造纤维在世界上最强,用台湾纤维的强度编织了这种口罩布出来。接着在越南大量生产,在越南做车工、贴滤鼻贴进去,用热力烙上去的。然后拿到香港做包装、消毒,设计在香港,后期包装、消毒在香港。利用了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我们所知道的优势,当时是封关的,全部是经过网络去通信的,在2月底我们开始有这个概念。第一个样板做出来大概是3月底4月初。我们总共做了四期的样板。第五版就是成型的,面世的产品,在5月初就开始生产出来了。

揭沙中线丑闻饱受人身威胁 酝酿参选路

记者:《港版国安法》首宗四个人被捕。现在参选成了高风险,为什么你要走得这么前?

潘焯鸿:2015年底开始,沙中线偷工减料被我发现了,情况远远超出了我可以接受的范围。牵涉到人命的安全、公众安全。我觉得很过分的,过分到完全没谱。它不只是个贪心的问题,不只是个钱的问题,简直就是草菅人命。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香港有问题了,问题就在于回归以后我们在水准一直在下跌,整个社会都在沉沦,这个沉沦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精英社会,是一个三角形。顶层的人是人数少些,但是他们管理著整个社会,包括专业(人士)也都在其中了。如果专业(人士)不守本分,利用他的专业去找钱、去争取个人利益、去找快钱,找完快钱就尽快走人,离开香港,或者享受他的个人生活或者是家族生活的话,那我真的是接受不了。香港一个七百万人的社会,不是你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他的份额,不代表他不知道你就可以骗他。

2015年的9月开始,我觉得不可以这样了,我要发声。最开始发声,是很保险的发声,我在合约的内部发声,接下来先跟中层的管理层讲,然后和高层讲,然后和礼顿的总写字楼讲。但是都不买我的帐,我觉得被人玩弄。接下来我和地铁讲,然后我觉得地铁在帮礼顿(总承建商)。摆明了两边(地铁和礼顿),我讲一句,可能三分钟之后,两边都完全知道我要讲什么,我知道他们内部有默契。

接下来我就和政府讲,没想到和政府讲更生气。政府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它未必一定想包庇这件事情,但是它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出现。政府的做法是想解决我这个吹哨人,灭了声就算解决了。它的态度就很简单:我不管地铁和礼顿怎么解决,总之我告诉你说解决,你解决了就行,也不会去管。我告诉它会有安全问题它也不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办法了,我只好一直把这件事情层层向上报。

2017年的9月这个事我已经闹得很厉害了。只不过没有在报界面前吵。那当时是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或者是在运房局的压力下,港铁、礼顿和我开会,跟我签一个协议:愿意补救这个结构上存在的安全问题。

我觉得在香港签合约,签一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要遵循的。协议签了之后,2018年的1到2月份期间,礼顿的第二把交椅专门来找我,并告诉我已经执行了(协议),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他还给我看一个电话说政府惩罚了他,停了他的牌照,我也应该把这事告一段落。我当时想到你已经停牌了那就告一段落吧,对我来讲目的也就是这样。当时它已经惩罚我了,已经不给钱了,当然这些没关系了。

到2018年6月我为什么又出声呢?一个就是个人和家庭安全问题,有人挑战我们的安全。现在大家觉得国安恐怖。我当时人身安全的恐怖可能比现在的国安还恐怖。国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它要对付你的时候,比如像那几个年轻人还能打电话出去,还能通知别人。我当时面临的处境就是可能就是死了,可能(被人)就扔下楼了。

记者:人身安全的威胁可不可以讲得再具体一点?

潘焯鸿:我的车现在都是伤痕累累,车胎被人家都捅爆了,(后视)镜被人打破,挡风玻璃也被人砸烂,什么都全划花了。在WhatsApp上面收到的个人威胁也很多了,恐吓电话也很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恐吓要对付我的两个女儿。

到了2018年5月,我觉得一定要公开了,不公开我的个人安全真的是没法保障了,我觉得政府也不会帮我。2018年的5月29日就有报纸报章爆这件事出来了。当时爆(这个事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时候地铁还是个金色招牌,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没人知道地铁里腐败得这么厉害。

如果我一下子把事情爆出来,结果就很简单:第一,这个事情很复杂,市民听不明白;第二,港铁出来讲两句,跟着就把这个事情推走,新闻也就登一天就完了。几个月以后我会面对更大的安全问题,而且这件事情也解决不了。所以当时我的做法就是把部分事情收起来,把不是重点的先讲出来,也估到港铁照例会否认。当时港铁真的是这么做的,它找了二打六(无关重要的人)。

因为我在地铁做了很多工程,我知道谁做到事,谁做不了事。他出来就说:Jason潘讲的话我完全不赞同,是假的,我说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在背后也给议员放一些风说那个问题就是Jason潘搞出来的,搞不定了,现在爆出来就是想骗钱。或者想金钱利益的,甚至礼顿在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是某一个香港人以为很好的大律师,在他嘴里,都没经过验证之下就说Jason潘在这件事上收600万,乱讲一通,就是他希望在报纸上,希望将我的诚信降低。因为刚开始爆的时候,他们不承认自己偷工减料,他直接讲没有这回事,他们不断地说谎话,然后不断地被揭露,不断说谎话,不断被揭露,导致他们在市民眼中,完全是一坨屎。

我站在一个比较的位置之下我才站出来,去数落他们,最初我会隐蔽我自己,尽量不给他们攻击到,尽量不要跟他们直接对垒,直到抓到他们所有的弱点,我再出来动他们。跟着最初他们是否认的,甚至出文件出广告说没有这回事,他们买了二十多份报纸广告,或者寄信给政府说他们没有偷工减料,全部跟合约办事,跟着调查委员会查出来做出来的结果是原来百分之三十几有问题,大过我的估计,结果现在那个报告就完毕了,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没完的。

我曾经在报告之后做过司法复核,在调查委员会后,就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聆讯,其实就很讲份额的。就是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加一如果有人告诉你等于三,你觉得的很荒谬对吧,但是如果在一个调查委员会里面,有7个party说1+1等于3,只有中科一个位说1+1=2,那主席会判1+1等于3赢,因为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荒谬之处。

这个荒谬香港大学刚刚就发生了,就是和18:2的情况一样,只要席位赢,多荒谬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方面就是香港现在暂时的制度上还有些缺憾要修补,但是无论怎样,就因为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我手里有现在航站三十多万份文件,全部在我手里。我已经整理了26件罪项出来,每件罪应该都有人坐牢的,我不会放弃,我跟着都会不断去做,直到有人坐牢为止。

工业界监查制度不公 穷追不舍坚持调查

记者:你有点像工程界的David Webb(香港股票投资评论员),有没有人这样讲过?

潘焯鸿:有啊,有的人说我像日本常青树。

记者:要有些专业才可以挑战一些贪腐或者腐败、黑暗。现在香港出了很多问题,从你的专业角度,怎样去拯救这种事情?

潘焯鸿:外在架构我真是没能力的,坦白讲来自北京那个压力真的没办法处理,真的处理不了。但是在内在,如果我们当自己是苹果,除了外在出现问题之外,各种人都有,这件事回过头看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其实当时的处境,我坦白说,我的亲人,我的亲姐姐也觉得没法斗了,已经输定了,政府和地铁要对付你们,你们死定了。我说不行,照样去,我的姊姊最后就离开了,但我仍然继续。但是我始终都没有输。

现在看香港的处境,大家看得很灰暗,甚至有人宣扬,在制度上面无法反抗了,已经溃烂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我有几个看法,第一个,那些持份者,尤其是在制度上有话语权的持份者,包括代议士(议员),当他自己都不尽力,或者说他自己都承认输了,不认识、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权利,不去尝试用尽,然后就宣扬没法斗了,公义没了,制度都烂了,我很鄙视这种人。第二,纵使制度有人想去破坏,譬如金门被告这件事情,金门在香港建筑界,大众市民都觉得这是金漆招牌,但其实都是烂掉了,里面千疮百孔,西九龙(剧院)地陷又是它,(西部通道大桥)断缆也是它,海洋公园的水上乐园20亿变40亿超支一倍也是它。政府正在救它,很明显,海洋公园砸钱去救这个公司,很明显有些地下的、暗中的交易。

但是我都逼到政府昨天入禀高院告它。这种反应就是说,制度有问题,又或者质问制度的人也有问题,但你仍然有方法令这件事扭转。苹果里面,切开外皮可能没问题,但苹果里面我做不做得到?你不去做,然后你就说,制度烂了没法做,那就是问题。即使现在的气氛好差,就等于台风来了,已经在我们头上了,所有事情都已经不受控制了,但那一刻一定会过去的。过去之后,回头看,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生死于斯守护下一代 子女留守展望未来

记者:苹果给我的时候挺好的,这个烂苹果要重生,是不是人心的改变呢?

潘焯鸿:将一个烂苹果治好是极其困难的,种个新苹果出来可能简单点,但是我们本身处在一个烂苹果里面,香港人。所以我就决定不放弃,死都要留在这里,希望有一天这个苹果可以固本培元被治好,这就是我的目的。

记者:好莱坞的电影就是这样,有一群不畏死的勇士始拯救地球。

潘焯鸿:如果多几个Jason Poon,我力量很小很轻,如果有更多人这样想,其实力量很大的。

记者:袁爸爸在打国际战线。周小龙是受到袁爸爸的影响,决定不移民了,要留在这里抗争。

潘焯鸿:是啊。周小龙我都认识。周小龙、Jason Poon都是那一类人。

记者:你们很相似,本身是成功人士。香港是国际金融城市,真正的精英很多在金融界,但是金融界的人不出来讲话。

潘焯鸿:金融界就极受北水影响。

记者:但是这个烂苹果他们都有份。

潘焯鸿:是的,现在我们的看法就是,周小龙在批发零售界,我在建筑界,甚至可能很多无名英雄正在做的事情,希望唤醒更多人,社会上各个界别,各个专业,希望社会那个三角形的顶上的尖子,醒悟,让大家先改善,让苹果有固本培元的一天。

无惧权贵尽力修复制度 替天行道捍卫港人利益

记者:你的参选口号是“生死于斯、替港行道”。“替天行道”,你是怎么想到的?

潘焯鸿: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想的,二十多个人一起想的,当时主力就是用“契弟”这个词。想这个词很可能被政府禁的,譬如我们的单张文宣政府是免费派发的,如果我们用“契弟”做口号的话,政府可能会不收、不给寄。

当时我们有很多备选,怎么能让公众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几个字很难让他们明白,但至少说,生于斯,死于斯,我在这里出生、成长,也打算留到最后,这就是承诺。

“替天行道”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在做事了,总之如果我见到任何人破坏香港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权贵,我都不会怕,而我会去对付他们,拿到他们的(干坏事承担的)后果,从而令其他人没这么大胆去继续破坏香港利益。“替天行道”,我希望为香港人利益做到的一些事情。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