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中古帝国的动荡与和平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66)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译者:言纯均

FacebookPrintFont Size繁体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权势熏天,以至常被称为“红色皇帝”(Red Emperor)。鉴于现在已知的其不可预测的性格、凶残的唯我主义、所犯的报复性谋杀,以及至死方休的放荡生活,很容易将他比作古代中国(Middle Kingdom)的暴君。然而,他建立的整个暴力体制,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中国可能发现的任何民族的暴力传统。

与大多数其它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过大量流血的时期。它通常发生在宗教紧张或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之下。中国两大传统──儒家和道家的区别,与其说是理论上的差异,不如说是关注点之间的分歧:孔子(Confucius)聚焦于社会和理性,道家伟大的创始人老子(Lao Tsu)则注重行为的个体性、直觉性和非理性方面。中国人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两种传统兼收并蓄。有时在危机时刻,道家会在一无所有者和失意者(the lost)中占上风,对儒家思想的堡垒──受教育者和国家发动大规模攻击。几个世纪以来,有众多起义受到信奉末日说和救世主的教派(apocalyptic, messianic sects)的启发,其中包括184年的黄巾起义(Yellow Turbans)、515年打着“弥勒佛”旗帜的法庆起义、1120年方腊的摩尼教(Manichean)起义、1351年的白莲教(White Lotus)起义、1813年的八卦教(Eight Trigrams)起义。这些运动的信息往往非常相似,融合了道教和流行的佛教,并经常使用未来佛即弥勒佛(Maitreya)的形象,认为在旧世界的普遍大灾难中,他将光明现身,进行救赎。信徒──被选择的极少数人,必须帮助促成拯救预言的实现。所有群体的联系都必须打破,即使是和自己的家人。根据515年的魏朝编年史,“父亲、儿子和兄弟彼此不相认。”

在中国,大多数道德规范是基于对家庭责任(familial obligations)的尊重。一旦这些被打破,什么都可能发生。宗派替代家庭,摧毁了个体观念。其余人类被判来世下地狱,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暴死。有时,与402年一样,官员被砍成碎片,如果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拒绝吃他们,那么自己就被肢解。1120年的大屠杀显然涉及数百万人。所有的价值观都可以颠倒过来:据1130年的一份公告称,杀戮成为一种慈悲行为,传递著精神。盗窃可达到平等的目的,自杀是令人羡慕的幸福;死得越惨,回报就越大。据19世纪的一篇文章称,“通过缓慢切片而死,将确保人穿着深红色长袍进入[天堂]。”从某些观点来看,很难不对这些千年的残酷与本世纪的亚洲革命进行比较。这无助于解释后者的一些特征,但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何它们有时会取得胜利,以及为何伴随它们的暴力最初可以显得很普通和正常。

尽管如此,社会保障仍然极其强大,这个事实可解释为何社会只是罕见地动荡。中世纪和启蒙运动的欧洲访客总是被旧帝国盛行的巨大和平所震撼。儒家思想──在农村教授的官方教义,使仁爱成为君主的主要美德,并让国家以家庭为效仿对象。没有任何不合时宜的风险,人们可以在这里谈论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原则自古以来就稳定着人类的生活。对于成为近21个世纪帝国统治基本参照标准的思想家,看看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挑出中国哲学家墨子(约公元前479~381)。他如此谴责侵略战争:“如果一起简单的杀人案被认为是犯罪,而对另一个国家袭击的多起杀人案被认为是一种善行,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对善与恶的合理区分吗?”孙子(Sun Tzu)在其著名的专著《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写于约公元前500年)中指出,“战争就像火;不放下武器的人,将会死于他们的武器。”人们应该尽可能迅速、有效地为经济原因而战:“没有任何长期战争有益于任何国家:百战百胜简直是荒谬。 任何擅长击败敌人的人,都在敌人的威胁变成现实之前赢得胜利。”保存实力至关重要,但也不应让自己完全歼灭敌人:“ 俘虏敌人远比消灭他要好:不要鼓励谋杀。”这也许与其说是出于一项道德原则,不如说是出于投机考量:“屠杀和暴行引发仇恨,给敌人以绝望的力量,可能使他得以扭转局面,使之对他有利。无论如何,对于胜利者来说,最佳政策是完好无损地占领一个国家:只有在找不到其它选项的情况下,才应该摧毁它。”

这就是中国这一伟大传统的典型推理,正如儒家思想首先阐明的:道德原则不是源于某种超验主义观点,而是源于一种社会谐和的实用主义观点。这无疑是其有效性的原因之一。与孔子和孙子同时代的立法者所开发的一种不同的“实用主义”方法,暗示国家必须通过恐吓社会来证实其无所不能。这种方法的根本性失败立即显现出来,甚至是公元前3世纪它在短暂秦朝的全盛时期。尽管从一个统治时期到下一个统治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但这样的专断统治变得越来越不寻常,特别是在北宋(960年至1127年)之后。对于行为不端的官员,最常见的惩罚是徒步流放,这并不排除赦免和返回的可能性。654年,唐朝制定了一部极其人道的刑法典,其中既考虑了个人的意图,又考虑了他们显示出的任何忏悔,并废除了万一发生叛乱时家庭责任的观念。那些导致死刑的程序变得十分漫长而复杂,一些较为恐怖的惩罚被彻底废除,且还建立了一项上诉程序。

如此以来,国家暴力就相当受限和受控制。中国历史学家一直对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10)的行为感到震惊。这位皇帝被毛泽东明确地视为楷模。随着汉朝的到来(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儒家思想再度脱颖而出,帝国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严苛的暴政或如此血腥的屠杀。法律是严格的,司法是严厉的,但除了叛乱和外敌入侵(令人遗憾的是两者很频繁)时期之外,人们在那里的生活比在古代世界多数其它国家,或中世纪和现代的欧洲都要安全。

无可否认,即使在12世纪和平宋朝的统治下,也有约300项犯罪被处以死刑,但原则上每起判决都必须由皇帝亲自审查和会签。战争经常拖延,直到数十万人丧生;在随后的流行病、饥荒、交通系统中断和黄河洪水泛滥中,死亡人数不可避免地上升。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对它的镇压导致2,000万至一亿人死亡,造成中国人口从1850年的4.1亿下降至1873年的3.5亿。但只有一小部分死者,可能约有100万人,可以被视为是与叛乱有关,被故意杀死。无论如何,这是一段 异常动荡的时期,其显著标志有规模巨大的叛乱、西方帝国主义者再三的袭击,以及生活在赤贫状态下的人口日益增长的绝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共产党革命者之前的两代、三代或四代人长大了。这使他们习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定程度的暴力和社会解体。

即使在本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都无任何预警表明毛泽东主义会引发的后果。确实,1911年那场相对缺乏戏剧性的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死亡人数在16年中不断增加,而后国民党政权强制实现了部分稳定。在南京──一个革命的温床,从1913年7月至1914年7月,独裁者袁世凯下令处决了数千人。1925年6月,广州警方杀害了参加一场工人示威的52人。1926年5月,47名学生在北京一次和平的反日示威中被杀。1927年4月和5月,数千名共产党人先后在上海和东部其它大城市,被新政权首脑蒋介石与当地帮会的联盟所处决。《人类的命运》(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回忆了在机车锅炉中进行的一些处决的残暴性。相较于1934年至1935年长征中发生的杀戮,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首场内战似乎并未涉及任何更大规模的屠杀。尽管如此,日本人的确在1937至1945年其占领的中国广大地区内犯下了数千起暴行。

比很多这些事件更为致命的,是发生于1900年、1920至1921年,以及1928至1930年的饥荒。这些饥荒冲击了更易受干旱侵袭的地区——该国北部和西北部。第二场饥荒导致50万人丧生;第三场导致200万至300万人丧生。尽管第二场因内战导致的交通系统中断而雪上加霜,但是很难说这是一种蓄意造成的结果,不应被称为屠杀。对于河南,也不能这样说。1942年至1943年,那里有200万至300万人(占人口的5%)死于饥饿,还有许多人吃人的案例被记录下来。尽管收成是灾难性的,但重庆的中央政府拒绝减税。实际上,政府从大批农民手中抢占了他们生产的所有产品。邻近前线是另一个因素。农民被征召入伍,以协助军事行动,例如挖掘一条长达500公里的反坦克战壕——它在实践中证明是无用的。这是对大跃进等其它重大判断失误的预演,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可能会被视为提供了一个借口。农民们的怨恨极大。

总的来说,最多且最凶残的暴行悄然发生了,几乎未留下什么痕迹。这些经常涉及穷人斗穷人,在中国村庄的汪洋大海中远离主要中心。无数强盗逍遥法外地游荡,有时结成有组织的团伙,进行掠夺、抢劫、敲诈勒索和绑架。他们杀死任何进行抵抗或赎金未及时交付的人。当他们被抓获时,全村都会参与对他们的处决。对农民来说,士兵有时比他们理应要打击的土匪还要恶劣。1932年,来自福建的一份请愿书要求撤销一切法治力量,“这样我们就只有土匪要打了。”1931年在同一省份,愤怒的农民消灭了一群2,500人的士兵中的大多数。他们掠夺和强奸了当地民众。1926年,在帮会组织红枪会(Red Lances)的掩护下,湖南以西的一群农民据说杀死了5万名效力于一名当地军阀的“士兵土匪”。1944年日本人在同一地区发起攻势时,当地人记起了早前凶恶的部队,就穷追他们并活埋了一些人。然而,这些中国士兵与处决他们的人无异。据美国将军魏德迈(Wedemeyer)说,他们只不过是农民,是不幸和受恐吓的征兵受害者。如同洪水或饥荒,征兵袭击了村庄,令更多的人受害。

诸多其它的反抗,通常不那么具有暴力性,聚焦于政府的各种苛政:对土地、鸦片、酒精和牲畜征税;强制征兵;政府贷款;不公平的判决。最严重的暴力往往涉及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对抗。村与村之间发生了野蛮的战争。帮派和帮会蹂躏了农村,并出于对要求替己报仇的被害祖先的崇拜,制造了无法扑灭的仇恨。例如,1928年9月,江苏省的小刀会(Little Swords)屠杀了200名大刀会(Big Swords)成员,并烧毁了6个村庄。广东省东部黑旗村与红旗村之间的暴力性敌视,可追溯至19世纪晚期。在同一地区的普宁县,林姓家族追捕并杀死了任何姓何(Ho)的人,包括经常被活活烧死的麻风病人,以及众多的基督徒。此类斗争既非政治性的,又非社会性的;它们只是当地帮派不择手段地抢占有利地位而已。对手往往是移民,或者只是生活在河对岸的人。(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