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血之契约”与任意处决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70)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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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的关键因素是“诉苦会”。地主被叫到全村会议上,在那里常常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共产党人系统地将所有地主和真正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人联系起来,且除了1946年之外,很快“忘记”贫农也经常与其勾结)无论是出于对最近变得强势的这些人的恐惧,还是出于一种非正义感,事情往往开始得非常缓慢,激进分子被迫通过对被告进行肉体殴打和羞辱,来加快这些事情的进度。彼时,机会主义者或对被告怀恨在心的人总是开始谴责和指控,气氛总是开始升温。鉴于农民暴力的传统,结局通常是,把地主判处死刑(伴之以没收一切财物),并在农民的积极参与下立即处决。干部经常尝试(并非总是成功)将囚犯带到地方法官面前,以确认判决。这个人人都从内心知道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的恐怖剧(Grand Guignol)剧场,是“批斗会”和自我批评会议的前身。这些会议将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日常命运,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传统中国人对仪式的偏好和盲从,自这些早期日子起变得显而易见,任何不怀好意的政府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利用和滥用。

对于死难者人数,没有精确的统计,但由于每个村庄必定至少有一人,100万似乎是绝对最小值。许多作者一致认为,死亡数字在200万人到500万人之间。此外,还有400万至600万中国“富农”被发配到新的劳改营;近两倍于该数字的人被置于地方当局观察之下,时间长短不一──这意味着不断受到监视、从事更加艰苦的劳动,以及一旦发生任何“群众运动”,就会受到迫害。如果我们由长弓村遇害的人数15来推断,我们就会得出最高估计值。但改革进程早就在那里开始了。1948年之后,前一段时间的一些暴行被禁止。此前,屠杀长弓村当地天主教协会主席全家(并关闭教堂)、打人、没收声援富人的贫农之财物,以及搜查最近三代的任何“封建血统”(这意味着,几乎无人可免于某种重新分类),令该村受到极大的重创。将人们折磨致死,以逼迫他们说出所谓财宝的下落。审讯系统性地伴随着以烧红的烙铁折磨人。被处决者的家人遭受酷刑,其祖先的陵墓被抢劫和摧毁。一名干部曾是一名土匪,且背弃了天主教信仰。他强迫一名14岁女孩嫁给他的儿子,并向全世界宣告:“我的话就是法律,我判处死刑的人都要死。”在中国的另一边,云南,前政府的警官何力义(He Liyi,音译)的父亲,仅凭那些理由就被划为地主。作为一名官员,他被判处苦役。1951年,农业改革的中期,他被作为“阶级敌人”游街,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然后被判死刑并处决,却未曾被指控犯下任何特定的行为。他的长子是一名士兵,曾因把国民党士兵召集到解放军一边而受到官方祝贺,但还是被划为反动分子并受到观察。所有这些行为在大多数农民中似乎很受欢迎。然后,他们获准分配被没收的土地。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通常与其家人的经历有关),一些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些任意处决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的复仇欲有时间接表现为一种反对现存体制(existing establishment)的极端激进主义(ultraradicalism)。因此,对替罪羊的屠杀,并未以预期的方式使农民团结起来支持党的“正义”。

这场巨大运动的真正目的首先是政治性的,其次是经济性的,最后才是社会性的。尽管40%的土地被重新分配,但农村大部分地区乡下富人少,且拥有极端的人口密度,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经济状况仅略有改善。这场改革运动之后,平均地块的面积为0.8公顷。该地区其它国家──日本、台湾和韩国──土地分配更加不公。它们在同一时期实施了同样激进的土地改革,取得的成功却要大得多。据我们所知,那些改革没有死一个人,人们得到的损失补偿多少令人满意。中国可怕的暴力似乎不是改革本身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权力斗争之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少数活动分子被选为激进分子和干部。与大部分村民签订的“血之契约”使他们参与了处决。共产党向世界表明,它有能力犯下最严重的暴行。所有这些事情也使共产党人得以增进对村庄运作方式的深入了解。当党寻求处理服务于集体化的工业资本时,这种了解将极其有用。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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