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红色恐怖下的城市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71)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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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萨拉米香肠战术”(Salami Tactic,译者注:亦称切香肠战术、渐进战术,是一种以结盟、威胁来分化、征服的政治和军事手段)和征收

尽管这些屠杀应该是自下层而起的一场自发运动,但在1950年11月中共军队加入朝鲜冲突后的激进化阶段,毛泽东认为,个别地和公开地处罚他们是个好主意,称“我们当然必须杀掉所有应该被杀的反动分子”。但当时的新情况并非土地改革。至少在华北,这种改革正接近尾声。(在后来被“解放”的华南,特别是在广东等充满内乱的地区,这场运动在1952年初还远未完成。)更确切地说,它是暴力清洗向城市的蔓延,通过一系列精心锁定目标的“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些运动旨在同时或逐个地令整个群体屈服,包括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小老板、非共产党激进分子,以及过于独立的共产党干部——他们威胁到中共的极权主义控制。这种途径与几年前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通过所谓的“萨拉米香肠战术”而建立。这是苏联影响力最为显著的时期,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压制性的政治措施上。此时,两个先前对立的群体——阶级敌人与土匪,因被称为“人民政府的敌人”而团结在一起,达成了一些极其强大的联盟。罪犯和边缘分子仍受到非常严厉的对待,且卖淫、赌博和鸦片交易也受到打击。根据共产党自己的数据,1949年至1952年,有200万土匪被肃清,还有同样数目的人被关在狱中。

监控系统大部分在取得胜利之前已经就位,很快就有了相当多的手段供其随意使用。1950年底,它拥有了一支多达550万人的民兵。到1953年,增加了另380万名活动分子,以及75,000名负责协调活动分子并确保其热情的线人。国民党曾在城市里恢复了一套完善、传统的相互控制(保甲)制度。在那里,每15到20户家庭为一组,受到居委会的监视,这些委员会又隶属于街道或地区委员会。按理说,什么也逃不过他们的警戒。任何夜间来访或外来人员到来超过一天,都必须到居委会登记。这类访客必须有一个户口,即说明他们已在城里登记过的一种证明书;规定这一要求是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外流。因此,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一名警方线人。警方本身,作为司法和监狱系统的一部分,最初起着他们在旧政权下所起的相同作用。这些角色使他们成为未来运动的自然目标,一旦他们不再有用。此时,他们在数量上迅速激增:上海于1949年5月被夺取时,有103个警察局;截至年底有146个。安全部门的部队(秘密警察)人数达120万。即便是最小的旅也开设了临时监狱,官方监狱条件的严酷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各单人牢房关有多达300人,上海中央监狱有18,000人;饥饿水平的口粮和过度劳累;不人道的纪律和遭受身体暴力的持续威胁(例如,人们被用步枪枪托殴打,以使他们保持昂首姿势——这在齐步走时是必须的)。死亡率在1952年之前肯定超过了每年5%——1949年至1978年劳改营中的年平均死亡率。在广西,有6个月曾达到50%;在山西一个矿井里,曾经一天死亡逾300人。最多样和虐待狂似的酷刑颇为常见,例如以手腕或拇指悬挂着。一名中国牧师在被连续审讯102小时后死亡。最残酷的人获准逍遥法外。除了进行很多次强奸外,一名营地指挥官还在一年内暗杀或活埋了1,320人。反抗在当时相当的多(在押者尚未被迫屈服,其中有许多士兵),经常沦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在延长县(译者注:位于陕西省)油田工作的2万名囚犯中,有数千人被处决。1949年11月,一个森林劳改营反抗的5,000人中,有1,000人被活埋。

消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于1950年7月发起,接踵而来的是1951年的“三反”(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和“五反”运动(反行贿、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一切针对的是资产阶级),以及针对“西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后一个群体的成员被迫接受定期的“再教育”,并向当地劳动集体(单位)证明,他们取得了进步。这些运动的时间衔接(Temporal Conjunction)揭示了它们的本质意图:向城市精英证明无人是安全的。特别是“反革命”的定义很模糊、很宽泛,以至于任何过去或现时的立场,哪怕是与党的路线略有分歧,都足以引起谴责。其结果是当地党委书记几乎拥有了他们可能想要的一切镇压力量。在中央的怂恿下、在安全部队的协助下,他们可以随意使用和滥用权力。阿兰.卢克斯(Alain Roux,译者注:法国当代资深汉学家、历史学教授)的术语“红色恐怖”特别适用于1951年。

少数可得的官方数据令人震惊。上海一夜之间有3,000人被捕(4个月内有38,000人被捕)。北京一天之内有220人被判死刑和公开处决,9个月内有3万人被审讯。广州10个月内有89,000人被捕,23,000人被判死刑。逾45万家小企业被调查,仅上海一地就有10万家;至少三分之一的老板和众多的公司主管被判多少犯有欺诈罪,通常是逃税,并受到不同程度的严厉处罚。其中约30万人被判监禁。外国居民也成为打击目标:1950年有13,800名“特务”被捕,包括许多牧师;一名意大利主教被判终身监禁。作为这场迫害的直接结果,天主教传教士从1950年的5,500人下降至1955年的几十人。之后,中国信徒开始感受到镇压的全部力量,而未获得任何国外的关注。1955年至少有2万人被捕;接下来的20年里,所有教派被捕的基督徒人数高达数十万。前国民党政治和军事干部曾于1949年被予以特赦,以图减缓他们大规模逃往台湾和香港,两年多后则遭到大批屠杀。报刊严厉指出,“哪怕是对这类反动派的极端善意,也是有限度的。”刑事立法继续为压迫提供便利,通过有追溯效力的立法(retroactive legislation),来惩罚过去和现时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被告并未犯下在一项特殊法律管辖范围内的任何特定行为,那么也可以“用类推方法”对一项类似罪行作出判决。处罚极为严厉:8年监禁是对普通罪行的最低量刑;常规是更接近20年。

仍然难以撇开少数官方数据,而冒昧说出精确数字是多少。但毛泽东本人谈及肃清了80万反革命分子。城市里处决的人数几乎肯定达到了100万,即农村肃清的可能人数的三分之一。但由于住在农村的人数是城市的至少5倍,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地区的镇压更为严酷。如果算上被监禁于再教育营的250万人,情况则更糟。该数字约占城市人口的4.1%;在农村则占1.2%。然后,被当局不断骚扰的人中发生了诸多自杀事件。在广州的某些日子里,有多达50人自杀。周鲸文(Chow Chingwen,译者注:1908年—1985年,中国政治、新闻界人物,曾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后声明反对中共的反右运动)估计自杀总人数约为70万。城市清洗与土改中的清洗非常相似,与苏联由警察实施的、本质上是秘密的清洗则大不相同。在中国,地方党委牢牢控制着警方。党委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尽可能庞大的人口参与镇压,同时小心确保对这些行动的完全控制权归于党。

在街道办事处(street committees)的框架内,工人们袭击了“资本家老虎”的“巢穴”,迫使他们开放其账户接受公开审查、批评自己,并接受国家对他们事务的控制。如果他们幡然悔悟,那么就被邀请参加调查组并谴责自己的同事;如果他们完全不配合,整个循环就再度重演。知识分子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们必须在工作场所参加“服从和新生”(submission and rebirth)会议,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他们明确地放弃了“自由主义”和“西方主义”(Westernism),了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罪恶,并杀死了那个满怀疑虑和独立思想的“过去的自己”。在此期间——可能是两个月到一年,其它一切活动皆被禁止,而他们的控告者有的是时间来达成其目的。除了自杀外,这些知识分子没有任何逃脱的途径。他们希望逃脱反复被羞辱和同事例行公事式的谴责之耻辱,当这一切根本无法再忍受时,他们选择了自杀这种中国传统式解决方案。同样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重演,且规模更大,往往伴随着身体暴力。此时,全体人口和城里的一切活动皆处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行业巨头们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自1951年开始,他们被迫公开其所有账户,并遭课以重税。1953年12月,他们被迫将其全部资金上交国家。1954年,配给制已无处不在,他们不得不转而隶属于公共供应公司。1955年10月,他们再次被迫接受普遍审查。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抵抗。1956年1月,他们被“给予”集体化,以换取为活命的有限养老金,有时还会换取曾属于自己的公司里的一个技术总监职位。后来,文化大革命甚至违背了这些承诺。上海有一人拒绝配合,被其员工以各种罪名进行审判,两个月内即破产,然后被送往劳改营。被系统性掠夺的中小型公司的许多负责人都寻了短见。较大公司的负责人则往往比较顺利,因为他们对海外华人广泛网络的了解以及与它的联系被认为是有用的:即使在那时,当局也意识到,与台湾的竞争非常重要。(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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