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永不停息的镇压机器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72)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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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机器不停地运转。1950年和1951年的运动于1952年或1953年被宣布结束,理由很充分:这些镇压是如此广泛,以至几乎没有反对者剩下。然而,镇压仍继续进行。1955年,党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以消灭“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称为肃反,尤其是针对知识分子,包括任何表现出一点点独立性的前党员及支持者。一个例子是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作家胡风。他是受尊敬的鲁迅的弟子,于1954年7月谴责中央委员会用来攻击作家的“5把刀子”,特别是一切创造性应遵从党的路线的观点。12月,针对他发起了一场巨大的运动。知名的知识分子轮流谴责他,大众也给予致命一击。胡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于1955年1月做出公开的忏悔举动,但此行为未被接受。7月,他与130名“同伙”一起被捕,并在一个营地内度过了10年。他于1966年再次被捕,并在监狱系统中四处挪动,直到1980年被完全平反。在同时伴随的清洗中,党员首次被大规模波及:《人民日报》宣称,10%的党员是隐藏的叛徒,该数字似乎已被用作逮捕定额的指导方针。在估计肃反运动的受害者人数时,一个消息来源称有81,000人被捕(这似乎相当保守),另一消息来源则称有77万人死亡。目前还无从查明真相。

1957年5月和6月众所周知的百花运动也是大规模镇压和连续运动循环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粉碎“有毒杂草”就摧毁了在那几周自由化期间所产生的乐观情绪。这种自由化由毛宣布实行,随后又撤销。短暂的自由化有两个目标。其一,正如在所有整顿运动中一样,毛泽东最初鼓励人们自由地谈论他们的不满,然后镇压那些显露出“邪恶思想”的人。其二,面对严厉的批评,他试图让党重新统一在苏共二十大后他所采取的激进立场之下,从而让毛本人的立场难以捉摸。苏共这次代表大会强调,需要对镇压行为进行法律规范,以加强对安全部门活动和判决执行的司法控制。共产党知识分子受到在延安经历的惊吓,多半谨慎地保持了沉默。但当残酷的反右行动一开始,数十万较为幼稚的人便落入了自己直言不讳的陷阱,特别是参加过1949年事件的人或共产党允许生存的“民主党派”的成员。总的来说,处决的人很少,但有40万到70万名干部,包括至少10%的中国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被贴上令人反感的标签“右派分子”,并被判在偏远地区的监狱或营地进行20年的“忏悔”。那些未老死之人、未死于1959至1961年饥荒的人,或十年后红卫兵以新的迫害肆虐全国时未绝望而死的人,仍然不得不等到1978年,才等来首次平反。此外,还有数百万干部和学生被迁往农村,仅河南就有10万人,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将他们发配到农村是一种惩罚,但也是为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的大跃进而做准备。

在反右“斗争”期间,刑事拘留前通常要遭到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没有人想认识“右派分子”,甚至没有人会给他们热水。他们仍不得不去上班,但在那里他们不得不一再坦白,并参加一连串无休止的“批评和教育”会议。由于住房通常以就业为基础,他们的邻居和同事,甚至他们的子女,都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尖刻地奚落和侮辱他们,禁止他们走在道路左侧,并吟唱着一首儿童歌曲,最后一句是“人民将与右派进行殊死战斗”。最明智的做法是默默接受,免得有人把事情弄得更糟。很容易理解为何自杀是如此常见。在无数的盘问和批判会之后,在波及每个工作单位5%成员(在大学里是7%。在百花运动期间,大学被挑选出来给予特别的关注)的清洗之后,党的官员被任命为主要文化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杰出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所见证的文化繁荣完全已死。红卫兵甚至企图扼杀对它的记忆。

这是毛主义社会走向成熟的时刻。甚至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也未动摇它超过片刻。其后,没有出现任何转捩点,直到邓小平首次实行大型改革。它的依据可以用舵手的话来概括:“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实践中,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标签和分类,首先是土改时在农村地区和1951年大规模运动期间在城里初成轮廓,但1955年才完成。在此过程中,劳动集体有其要扮演的角色,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警察有最终决定权。和以前一样,社会分类相当荒诞,对数千万人造成了恶毒的后果。1948年,长弓村一名官员宣称,“人的谋生方式决定了其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毛式逻辑,反过来也是如此。以相当随意的方式划分的社会群体,与政治群体混杂在一起,导致了“红”类与“黑”类之间的二元划分(binary division)。前者包括诸如工人、贫农、中农、党员干部、解放军士兵和“革命烈士”等类别;后者包括诸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等类别。这两类之间是一些“中间”类,如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但这些与社会边缘群体一起,特别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党领导人,都被逐渐转向了“黑”类。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正式列为“臭老九(属黑类)”。无论此人以后做什么,此标签都保持不变。即使在正式平反之后,右派人士也依然会是群众运动的目标,绝不会有返回城市的权利。该体制恶魔般的逻辑(infernal logic)是,总有要追捕和杀戮的敌人。如果敌人库存不足,就可以通过扩大归罪特征(incriminating traits)或搜索退回老路的人来增加。因此,任何共产党干部都可能成为右派分子。

与其说这些分类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有共同之处,不如说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共同之处,尽管中国传统上并不知道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类考虑到了1949年以前存在的社会制度,但未考虑到在此期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它还涉及另一个被察觉的问题。传统上是父亲的姓氏自动传给他的孩子(而女性则保留其娘家姓)。这种世袭制度有可能在一个据称是革命的社会中引起僵化,并对那些没有“好的出身”的人构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这些“黑”类及其子女的歧视是相当系统的,不仅是对进入大学和正常生活(根据1957年7月一项指令的规定)而言,也是对进入政治生活而言。他们很难获准嫁给“红色”配偶,社会往往会排斥他们,因为一般来说,人们担心,如果与这样的人交往,可能就会被当局找麻烦。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贴标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和最恶劣的效果,即使是对于该政权本身。(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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