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共产党人的压制性暴力重新部署为对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抵抗。关于法国远征军士兵被关押的监狱营地，有许多目击者的证词。许多人在那里遭难并死亡；在1954年签署日内瓦和平协议时，两万人中仅9,000人还活着，有待获释。印度支那山区特有的可怕疾病夺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他们得到的医疗护理严重不足，且住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经常被故意饿死。殴打和酷刑也很常见，但法国士兵对俘虏他们的人可能很有用。ICP把他们视为“战争罪犯”，强迫他们忏悔并接受其俘虏者的价值观，以便他们可以被用于反对自己阵营的宣传。1950年以后，这种中国式的再教育得到了毛泽东派遣的许多顾问的协助。这些宣传活动迫使所有“学员”积极参与，并把所有参与者分为“反动派”和“进步派”。他们做出了广泛的承诺，包括释放的可能性，并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囚犯们身心疲惫，但也是因为后来法国囚犯所受的待遇不如越南人自己在南越（South Vietnam）所受到的那么恶劣。
1953年12月，胜利似乎即将来临之际，越盟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到1954年底，这项措施已扩展到17度纬线以北的所有土地──这是在日内瓦和平协议中划给共产党人的。改革工作于1956年完成。这次土地改革的目标和步伐与1946至1952年中国的土地改革相似。改革加强了1951年正式重新现身的党与中下层农民之间的联系。通过消除对共产主义潜在的抵抗中心，土地改革成为完成国家对经济控制的重要垫脚石。然而，由于党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农村的传统精英对越盟保持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比在中国更甚。越盟凶残和杀气腾腾的手段与北面的邻居们一模一样。在每座村庄，活动分子偶尔获得戏班的帮助，企图煽动较贫穷的农民（这往往是极其困难的）并鼓动他们公开审判其受害者。受害者以相当随意的方式被选中，通常按照4%～5%的配额进行选择，再次让人想起了毛主义神圣的5%。这些受害者经常被杀害，或者至少被监禁，其财物被没收。和在中国一样，全家都被迫受罪。不考虑到政治资历，这些狂热分子不仅表现出毫无恻隐之心的教条主义，而且表现出把社会进行极权主义分级的意愿。这种分级成为越南共产党内部的推动力。一名妇女既是富裕的地主，又是成功的企业家，被挑选出来由农民处理，尽管她是革命的捐助者和两名越盟士兵自豪的母亲。当农民拒绝作出反应时，“一个在中国受到过良好培训的团队被叫来，他们设法扭转了局面……龙（Long）太太被指控在1945年之前杀死了3名佃农、和一名法国人睡过觉、与法国人相勾结并为他们刺探情报。由于被所受的对待弄得精疲力尽，她最终承认了一切，并被判处死刑。她当时在中国的一个儿子被带回家，剥夺了军衔、勋章，并被判处20年监禁。和在北京一样，人们被判有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从不犯错的党的指控。因此，最好的反应往往是做期望你所做的：“杀死你父母并承认它，比什么都不说、一点都没做过错事要好。”
暴力的规模非同寻常。仇恨对手的主题被一次又一次地硬性灌输给人。据后来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黎德寿（Le Duc Tho）说，“如果有人希望说服农民拿起武器，首先你必须让他们对敌人充满仇恨。”1956年1月，在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Nhan da）的一篇文章中，人们可以读到，“拥有土地的阶级将永不得安宁，直到他们被消灭。”这句格言与中国的相似：“宁可错杀10人，也不让一个敌人漏网。”酷刑经常被实施，以至于到1954年底开始让胡志明感到担忧：“一些干部再次犯了使用酷刑的错误。这是一种被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用来遏制群众和革命的野蛮方法……在整个这一阶段，对酷刑的依赖再次被严格禁止。”
与中国模式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中国，对党的改革是在进行农业改革的社会工程实验之后进行的，而在越南，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无疑是这两个国家特权阶级的相对规模。在越南，和在中国一样，5%的人口被怀疑是来自VNQDD的渗透者。该党可比作中国的国民党。与江西的清洗遥相呼应，越南当局对虚幻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政治迫害。偏执狂席卷全国，甚至印度支那战争的英雄也被暗杀或送往营地。在越南共产党人的话语中，1956年的记忆〔当年年初，“整风”（chinh huan）达到了高潮〕仍然让所有参与者感到恐惧：“一名在行刑队前倒下的共产党书记，死时大喊‘印度支那共产党万岁’。由于不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他死时确信他是被法西斯分子枪决的。”损失的确切数字难以估量，但肯定是灾难性的。农村可能有约5万人被处决（不包括战斗中死亡的人数），即0.3%～0.4%的人口（这一数字与中国土改中死亡人口的比例非常相似）。有5万至10万人被监禁；农村基层党组织86%的成员被清除，反法抵抗运动中95%的干部也是如此。用这场清洗的领导者（他在1956年承认犯了错误）的话来说，“（整顿委员会的）领导层对党组织做出了一些相当有倾向性的判断。他们断定，农村基层组织，特别是那些新解放区的基层组织，毫无例外地被敌人所控制或被他们所渗透；所有区级或省级领导委员会正由地主或反革命分子所控制。”这些清洗预示了红色高棉对整个阶级的大规模定罪（见第24章）。（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