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大银行家被中共“共产”成“穷光蛋”

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金融界,康心如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但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康心如就不受待见了,曾经拥有的财产,被中共以各种名目侵呑。在反右派运动中,因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极右派”。文革爆发后,受到迫害,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叱咤风云的银行家

康心如,1890年出生四川绵阳,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过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段祺瑞政府中当过国务院侨务局佥事,办过报纸,经营过民立图书公司,一度还是中华书局的股东。

1922年4月10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开业,美国人雷文做总经理,康心如是协理。1926年9月5日,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导致上千人死亡事件,由此引发一场排外运动。1927年2月,在四川的外国人纷纷撤离,美丰银行的美方总经理也在其列。康心如找当时的“四川王”刘湘,募集30多万元,收购了美国人的全部股本。从1927年3月31日起,美丰银行完全变成中资银行,由康心如负责经营。

康心如接手四川美丰银行后,经营的总方针是发展实业。他去重庆时,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他就筹建了重庆自来水公司、重庆电力公司,逐步地,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了。一些老一辈重庆人对康心如十分感激,说,一开电灯,就会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会想到康心如。

美丰银行的黄金时期是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康心如在四川投资了八九十家企业。直到1950年停业时,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5类66家企业。在整个西南地区,美丰都是一家很有影响的大银行。

1937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杨森带文官和国民政府大印撤到重庆。1939年,蒋介石成立重庆临时参议会,任命康心如为议长。康心如以临时参议会议长名义,上书蒋介石,建议定重庆为陪都。据此,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立重庆为陪都。

到1937年,康心如的股本已上升到66.7万元,成为美丰银行最大股东。他的个人资产达百万,被选为重庆银行同业公会主席。在重庆,康心如结交了不少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如于右任、杜月笙、何应钦等。康心如之子康国雄和蒋介石夫妇还有过一段交往。康家在重庆南岸汪山的别墅和蒋介石在黄山的别墅不远。每到周末,蒋介石夫妇回别墅休息,常常带着康国雄和他的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

康心如把美丰银行办的风生水起,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个“一诺千金”的行训,特别重视信誉。1944年,日本人打独山,贵阳局势紧张,很多人准备逃难,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贵阳分行的人打电话到重庆请示总经理康心如。康心如二话没说,立即派专人坐一辆吉普车,带3000两黄金,连夜赶到贵阳,以保证贵阳的储户,能取到钱逃难。这件事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国民党发行银圆券时,来存钱的人,有的存袁大头(银元),有的存纸币。康心如作了一个规定:凡存银元的,都给他写成“圆”;凡存纸币的,都写成“元”;将来储户来取钱时,存银元的,一定给银元,这样,保证他们的钱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这一做法深得人心。

康心如善待职工,在通胀严重的时候,职工工资会根据物价指数的上升而有所调整,并免费供应员工膳食及住宿,携带家属子女的,另有家属宿舍,集体供应膳食,不收任何费用。在服务工龄上,有明确的退职退休赠予金条例,按实际工作年限计算,条件符合的,亦有终身养老金。此外,工作10年、15年、20年,分别赠与不同的纯金质纪念奖章。每星期六的周会,所有职工都去,每人都可发表意见,康心如没事一定参加,一般不发言,但有时也当场做决定,如伙食怎么改,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康心如原本想大干一场的,因为战争结束后,国家重建,到处都需要钱。但是,紧接着的国共内战,导致经济空前紧张,美丰银行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兑换金圆券,亏了一大笔钱;之后是兑换银圆券,又亏了一大笔钱;之后,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逃离重庆前,他叫重庆卫戍副司令夏斗枢到康家,拿着枪要求退股。康心如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买下杨森的股票,又亏了一大笔钱。

被中共“共产”的银行家

1949年年11月30日,中共军队进入重庆。当时,美丰银行的流动资金有限,为生存下去,康心如专门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黄金、珠宝拿出来,以解燃眉之急,共筹集22亿现金(旧币)。有人后来评价说,这是“毁家救行”的义举。

但是,这些钱也不够。于是,康心如找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先后提出用他的商业大楼、美丰银行大楼做抵押,人民银行都不同意。康心如说,你不给我钞票,我这银行就只有关门了。人民银行的人说:你关门就关门吧。1950年4月4日,美丰银行被迫关门。

之后,中共对康心如的资产进行清理。这个过程就是康心如的个人资产被“共产”的过程。比如上面提到的“杨森退股事件”。当时,康心如被枪逼着拿出200根金条“买下”杨森的股份。1949年后,杨森成了中共的“战犯”。中共说,康心如买杨森的股份是“转移敌伪财产”,你得赔给中共——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还有,康心如在重庆的房子,由中共作价卖了17万。中共只给了他1万块钱,剩下16万被强制存入人民银行,作为美丰的股票入股,入股只能领定息。康心如买下的东四红星胡同一座14间半房屋的独门宅院,文革时被中共强行安排“群众”入住。

反对“以党代政”的“极右派”

1950年4月美丰银行停业后,康心如的财产被冻结。为了生活和维持子女上完4年大学,康心如不得不变卖一些东西。

1952年,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后,康心如的弟弟康心远,被当做“不法资本家”抓捕。自此,康心如也很紧张,每天早上起来后,就打好铺盖卷,坐在屋里等着被抓。等到下午5点多钟还没事,估计这一天可以平安过去了,才出去走走,到小吃摊吃点东西。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前,中共反复恳请一些非中共人士帮助中共整风。康心如不知道这是中共“引蛇出洞”的“阳谋”,在中共重庆市委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发了一个言,结果,被划成“极右派”。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现在看来,都是些大实话,但是,在当时看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比如,他说:“如拿党来代替了行政,包办一切,就不行。企业不外三项工作:一叫行政,二叫业务,三叫人事,党组织三样事都代办了,非党员只能受支配”。“为啥发生(非中共党员)有职无权问题?其实很简单,工作如按德才分配,何来职权问题,有德才才可以去担当。如果还不懂不会,就不该当经理,学会了再来好不好?”“安排工作只问才与德,不问公与私,”“不看是否党员、非党员,只看能力与德行,不要强调阶级关系。”

此后,康心如被勒令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到河坝去背石头。他年老体弱,没有办法,只好在动身之前,在家里喝了强心的“可拉明水”才去。劳动了10天,上面又通知他,不让去了。

文革中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给了康心如11个头衔,都是虚的。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后,康心如就什么收入都没有了,医疗费也不给报销了。

1961年,康心如病危,他儿子康国雄把他从重庆接到北京,然后通过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信,说康心如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身体也不好,能否调到北京中央文史馆当个馆员。周恩来请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具体解决。齐燕铭查到,康心如还剩下一个重庆市政协委员的职务,还应该有90多块钱的工资,从1961年起,就由重庆市政协付给他每月90多元的工资,在公家医院看病的医疗费也可以到政协报销。

1966年文革一开始,重庆市政协不但不给他发工资了,连寄到重庆政协报销的医疗费单据也给退回了,上面还写着:滚你妈的蛋,造你的反。接着,就是红卫兵抄家。据康国雄讲:“抄家之彻底,就像‘坚壁清野’,连我家里的锅碗瓢盆、换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几张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1969年11月,康心如再次病危,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医院不收。家人到处托关系,想办法,才勉强住进病房。3天后,康心如病逝。

结语

中共建政后,民国时代资本家的财产,都被中共像“割韭菜”一样“共产”了。康心如苦心经营28年的美丰银行被迫关门,本不该由他赔偿的钱,中共以各种名义强迫他赔偿。最后,一代金融家、实业家,曾经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的康心如,沦为一钱不值的穷光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直到今天,这样的悲剧仍在中国大陆重演。许多民营企业家,不是中共被“割韭菜”,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中共不亡,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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