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柬共的列宁主义本性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114)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 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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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原因

与本世纪其它的大规模犯罪一样,人们禁不住去寻求一种最终的解释──这究竟是一个人的疯狂,还是整个民族陷入了一种眩晕式的癫狂?尽管无法将波尔布特的责任减到最小,但柬埔寨的国家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其它国家(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影响也都不应被忽视。它虽然发生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和时间背景,但红色高棉的独裁统治可以看作是以上所有类别可能最恶劣因素的提炼。

高棉人的例外?

“高棉革命没有先例。我们想要带来的,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实现的。”红色高棉一从越南保护者手中解脱出来,就尽力强调他们实验的独特性。他们的官方声明几乎未曾提到过外部世界,除非是以极其消极的方式提起;他们几乎未曾引用过马列主义的创始人甚至毛泽东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品牌与其前任西哈努克和朗诺的具有相同的印记──同样的自怜和夸大妄想的混合物。在这一描述中,柬埔寨成为一个受害者,不断受到不可靠的残酷邻国的压迫。它们决心摧毁这个国家,以确保自己的生存。越南是这些压迫者中的首个。与此同时,该国被描绘成众神所钟爱的一种阿卡迪亚(arcadia,译者注:古希腊一山区,人情淳朴,生活愉快,现在被西方国家广泛用作地名,引申为“世外桃源”),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和与众不同的人口,其使命是引领整个地球进入新秩序。他们的必胜信念有时是无限的:“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独一无二的革命。有任何其它国家敢于像我们那样废除现金和市场吗?我们比仰慕我们的中国人强得多。他们正试图模仿我们,但还没有做成。我们是全世界的好榜样。”一位出国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作的一篇演讲这样说道。甚至在波尔布特被驱逐之后,他仍然相信,1975年4月17日是所有革命史上最伟大的日子,“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外。”

令人悲哀的现实是,柬埔寨是一个偏狭之国,太长时间以来,只关注自己,不关注外界。在那里,(由于是法国保护国)一些奇怪的保守传统仍然存在;几个不断争取控制权的部族总是允许任何对自己有利的外来干涉;经济发展的问题从未真正地被严肃提出过。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或工业,中产阶级微乎其微,技术人员很少,且严重依赖自给农业。该国是东南亚出类拔萃的“病夫”。该国与现实脱节的程度无疑激发了极端的解决方案。对邻国几乎偏执的不信任与对自身能力的狂妄夸大致命地结合在一起,加深了它的孤立,加强了其自给自足的态度,而经济的疲软加上大多数居民的贫困,增加了那些似乎是新的进步先驱的人的吸引力。因此,柬埔寨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一个薄弱环节。国际背景,尤其是越南的战争,在其余方面起著作用。红色高棉的凶残行径部分起源于其领导人的巨大野心与他们面临的巨大障碍之间的矛盾。

一些学者还认为,柬埔寨国家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在助长红色高棉的杀戮行为方面发挥了作用。例如,佛教扮演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角色:它对社会差别和现时的冷漠态度,连同报应只会在来世降临的理念,一起怂恿了革命理想的实施。它的反个人主义,也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由红色高棉对个体人格的压制做了回答。人们相信,在循环往复的转世中,个体存在的价值是有限的。当面对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时,这导致宿命论,从而减少了佛教徒对周围事件的抵抗。

当吴汉润(被俘时自称名叫Samnang)带着疾病和痛苦摆脱监狱时,一位老年妇女向他表达了实际上是许多人的看法:

“Samnang”,她说,“也许你前世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或许你今天正为此而受惩罚。”

“是的”,我说,“我觉得我的业力(kama)不太好!”

尽管佛教徒遭到暴力镇压,但与占族的伊斯兰教所激起的抵抗相比,他们的宗教并未激起任何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抵抗。

当代事件常常使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不是使我们以朝鲜人的方式改变事实,而是使我们改变优先级项并重新解释事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柬埔寨都被视为西哈努克的和平国家、印度支那战争中一个中立的岛屿。其象征是吴哥浮雕上阿普沙拉女神(Apsara)的“高棉的微笑”以及一位温文尔雅的君主及其和平的农民子民的开心面孔。这些农民心满意足地照管着他们的水稻作物和棕榈藤。但过去30年的事件已经让高棉过去的较阴暗面暴露出来。吴哥是世界奇迹之一,但其数英里的浅浮雕雕塑大都代表着战争场面。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建筑,甚至拥有较大的蓄水池(haray),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放逐和奴役。

关于8世纪到14世纪的吴哥时期,文字记载非常少;但东南亚半岛所有其它印度教和佛教君主国(在泰国、老挝和缅甸)都是沿着同样的路线建立的。他们相当具有暴力性的历史与柬埔寨的很相似:在整个地区,被休的嫔妃被大象踩踏致死,新的朝代以对前任君主家人的屠杀开始,被征服的人口被驱逐到荒漠地带。绝对权力是所有这些社会的常态,不服从等于亵渎神灵。较开明的君主没有滥用权力,但行政机构却总是极其虚弱和脆弱,因此局势往往动荡不定。在任何地方,民众似乎都有简单接受现实的巨大能力;与中国不同,对君权的反抗很少见。相反,人们倾向于逃往从来都不遥远的他国,或者只是逃往较为偏远的地区。

西哈努克的统治〔从1941年起,尽管法国的保护关系一直持续到1953年乔森潘(Khieu Samphan)〕与1970年3月他被废黜之后发生的事件相比,看上去几乎像田园诗一般。但他本人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特别是针对他的左派对手。有大量证据表明,1959年和1960年,他担心共产党左派(其尖锐批评政权内部的腐败)人气增长之际,派人暗杀了报纸《Prasheashun》(《人民报》)的编辑,并在街上殴打了该国最畅销报纸、两周一次的法语报纸《观察家报》(L’Observateur)的编辑乔森潘(Khieu Samphan)。1960年8月,18人被投入监狱,所有主要的左派报纸都被禁。1962年,在今天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柬埔寨地下共产党总书记杜斯木(Tou Samouth)被暗杀,最可能是被秘密警察暗杀的。这一事件促使沙洛特绍升入统治集团的顶层。1967年,三洛起义以及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中文学校里的影响,招致西哈努克统治时期最严重的镇压事件,导致众多人死亡,包括那些仍然在公开活动的最后一批共产党人。这一切的一个副作用是,约100名支持左派事业的知识分子随后参加了红色高棉抵抗运动。在亨利.洛卡德看来,“波尔布特主义者的暴力源于镇压西哈努克主义者的暴行。”从严格按时间顺序的角度看,他无疑是正确的。帝王独裁者和元帅让对其无能政权进行一点点批评的人一律噤声。这种做法让柬共成了唯一获得信任的反对派。但从系谱角度较难以认同洛卡德的观点:红色高棉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目的绝不是对西哈努克的反应,而是斯大林、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后继者们身上的列宁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柬埔寨独立后的灾难性演变及其参与战争,促使柬共极端分子夺取政权,并给他们空前地诉诸于暴力增添了一些合法性,但激进主义本身却不是用外部环境所能解释得通的。(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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