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黄霸天与《白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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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大都看过《白毛女》,而且多半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咬牙切齿看完的,从此种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据说当年在中共统治下的“解放区”,有战士被戏中的故事激怒得差点开枪打中了演黄世仁的演员,足见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白毛女》激发了几代人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仇恨。

故事的大意是: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红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我们的印象中,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媒体上的有关揭密文章,我才知道多年来我们深信不疑的《白毛女》,原来完全是中共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据《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3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邹形。

不久,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尽管他对原剧本主题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但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尽管他一下子还说不准确这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很快,周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仍为邵子南。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但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和表演格调上讲,《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缺乏新意。为此,他明确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鲁艺”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际,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德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头头,几乎倾巢而出,观看了首场演出。

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共领导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中央办公厅的人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就这样,带着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风迅速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到了文革时,几乎每年除夕,当人们排著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时,都会从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并由衷的感恩他们带来的所谓“新社会”。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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